比次之书,独断之学——《魏晋经学与诗学》读后

来源:《人民政协报》  发布时间:2019-11-04

《魏晋经学与诗学》 刘运好 著

  刘运好先生研究“魏晋经学与诗学关系”已近10年,《魏晋经学与诗学》是在其所发论文的基础上整合而成的。然而,阅读整部书稿之后,其规模宏大、体系完整、研究深入,仍然让我感佩不已。

  专著与论文不同,论文往往只需抓住一个问题谈深谈透,而专著则需要有一个结构完整而逻辑严密的理论体系。虽然刘运好推崇科林伍德的名言“研究问题而非研究时期”,没有采用“通论”式而采用“问题”式的研究方法,但是该书三个部分——上卷考镜源流,以魏晋经学的历史发展及其内在逻辑为起点;中卷辨析范畴,以魏晋诗学的理论形态及其文化生成为主体;下卷建构体系,以经学的国家意识形态和文化理论形态对魏晋诗学的深刻影响为理论升华——三卷之间形成“拱门”式结构,前两卷是并列结构,通过下卷将前二卷贯通,形成“拱”状关联,从而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且三个部分的研究方法和学术意义也各不相同。经学研究以考辨史料为主,通过大量史料的勾稽考证,以确凿翔实的材料与数据,论证魏晋经学并未“中衰”,而是汉代以后的第二个经学繁荣期;诗学研究以辨析诗学范畴为主,通过撷取魏晋诗学重要的或为学界所忽略的问题,论述这一时期诗学的辉煌成就及其在诗学史上的特殊意义;经学与诗学关系研究则从宏观上勾稽经学与诗学生生成艺的关系,试图揭示中国诗学的思维方式、理论范式和话语体系的民族文化属性。为了弥补“问题”式研究可能带来零金碎玉的弊端,该书又在每一编的“概论”中加以概要式描述,从而形成以“概论”为线、以“问题”为点的理线串珠式的逻辑结构。

  一部成熟的学术著作,必须有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和一个明确的理论核心,才可能在“比次之书”中形成“独断之学”。本书建构了一个相对完备的理论体系,且具有明确的理论核心:“一个民族的文化有独特的思维方式、理论范式和话语体系。华夏民族的思维方式、理论范式和话语体系,奠基于传统经学。因此,中国诗学研究,既必须立足于诗学自身的体系研究,又必须回归于‘经学诗学’的生成研究。”这既是本书研究经学与诗学关系展开的基本思辨逻辑,也是本书提出的特别具有学理意义的核心命题。作为一个范畴,先生提出的“经学诗学”或许可以再讨论,但是自儒家登上历史舞台,汉武帝“表章六经”之后,传统经学深刻影响了华夏民族的思维方式、理论范式和话语体系,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本书正是以这一理论范畴为核心构建其理论体系,这在下卷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刘运好以经学的“诗性智慧”为核心,以诗学的思维方式、理论范式和话语体系为主体,在论述经学对国家意识形态、文人学风和价值观念影响的基础上,比较全面地论述了经学及其影响下的玄学和佛学对魏晋诗学思想和创作实践的深刻影响,最后总论经学与诗性思维的关系为收束。实际上也可看出作者试图以经学与魏晋诗学关系为切入点,以经学诗性智慧为基本维度,重构中国诗学话语体系的学理追求。

  该书的核心是研究魏晋经学与诗学关系,但又不局限于经学与诗学研究,而是在理论上以“一体两翼”即以经学为主体、以玄释为羽翼,论述魏晋诗学及其与经学的关系。所以,在诗学研究中,该书不仅论述了经学诗学、儒家诗学,同时也论述了玄学诗学和佛教诗学;在经学与诗学关系研究中,全面论述儒玄释三家与诗学的关系。乍一看来,似乎有点乱花迷眼;仔细考察,却又是学理缜密。魏晋是一个学术多元的时代,不仅勃然产生了新兴的玄学,而且传统经学在继承汉学的基础上也是有扬弃、有发展,外来佛学也在完成本土化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不同天竺佛教的中国佛学。因此,魏晋诗学生成的文化土壤与汉代诗学有明显不同,比汉代诗学更为复杂和繁富。如果仅仅胶着于经学或儒家诗学,或仅仅胶着于经学对魏晋诗学的影响,就可能遗漏了最具有诗学史意义的新兴玄学诗学和佛教诗学,就可能无法阐释清楚魏晋诗学生成的多元文化本原。因为,学术之间并非以消灭异己而存在,不仅玄学以古文经学为根底,“三玄”之一的《周易》也是五经之一,援道入儒是玄学的基本思想倾向,玄学的本身与儒学在理论上有难以割舍的联系,而且魏晋时期,外来佛学之所以逐渐融入中国文化,并在社会各个阶层迅速传播开来,实际上也有赖于玄学的深刻影响。也就是说,佛学与经学通过玄学这一媒介构成了学理上的联系。另一方面,无论是佛教的格义理论,还是后来佛理的发展演化,不仅深受玄学影响,也与经学(儒学)走过了碰撞、汲取、融合的历史过程。该书采用“以历史—文化为视角,以经学为主体,以玄释为两翼,试图比较全面地揭示经学与魏晋诗学的关系”,并且辟专章论述经学与玄释的关系,而在论述经学与诗学思想、诗学实践、诗性智慧时,也始终贯穿“一体两翼”的理论思路。这就在相当开阔的学术视野上揭示了经学与魏晋诗学深层联系。

  辨彰学术,考镜源流,以比次之书、考索之功而终成“独断之学”,是清人章学诚给学者提供一个理论标杆。本书始终自觉围绕这一理论标杆从事学术研究,因此在考镜源流的基础上,又能推陈出新。“魏晋经学论”贯穿着一个明确的学术主旨,即“力图推倒泛滥于学界的皮锡瑞‘中衰’论”。为此,作者不惜篇幅,细致钩沉史籍,以类相从,分别考述这一时期著名经学家的学术渊源、地域特点、经学成就;爬梳剔理,排比史料,分别考述这一时期所有的经学著作及每一时期经学研究的基本特点;并在本卷附录“魏晋经学一览表”,试图以数据统计的方法,力证魏晋经学并未“中衰”。虽然阅读起来可能感觉有点繁琐,但是要为一个在学术史上几成定猷的问题翻案,确实也离不开繁琐考证。皮锡瑞“中衰”说产生于今文经学盛行的晚晴学术背景下,近代章炳麟、王国维对皮氏经学似乎都大不以为然,章炳麟批评尤烈,但是在当代经学研究中则几乎成为不刊之论,唯有少数学者如台湾徐复观曾提出强烈批评,可是反响并不热烈。本书的结论在学界有可能会引起见仁见智的争论,但是就作者所考辨的学术史实而言,其结论应该是信而有征的。

  作者自称他的“研究基本还是盘桓在传统治学的路数上”(《后记》),注重实证是本书的一个重要特点。然而,始终将缘于问题意识的实证与逻辑思辨相结合,使本书既有传统学风的烙印,又有鲜明的时代气息。从实证方面说,本书的经学研究,不仅对魏晋著名的经学学者尤其是经学著作钩沉史籍,比次考索,为魏晋经学深入研究提供了翔实的第一手材料,而且对卷入郑、王之争的主要经学家如王肃、王基、孙毓等也都有相当周详的考证。举凡有争议的问题,作者还以夹注或以脚注的形式,加以说明,以免因自己的隅照之失而贻误读者。即使是诗学及经学与诗学关系这一类纯粹的理论研究,作者也特别注意论从史出。如论杜预《左传集解》的诗学意义,本书重新考索《左传》引诗,论证《左传》在诗学文献学和诗学阐释学上的意义,纠正现有学术著作统计上的失误。从逻辑思辨方面说,不仅本书整体的逻辑架构清晰,作者的“问题”研究也特别体现出这种严密的逻辑思辨,比如由论证郭象本体哲学为出发点,进而论述其审美发生、审美表达、审美境界的本体论诗学体系,由哲学到诗学的理论关联,由发生到境界的审美过程呈现,都丝丝入扣。抽绎归类,最后上升到理论思辨,这也是本书经学研究的基本特点。

  本书的大部分章节都以论文的形式发表在海内外知名刊物上,据统计,共发表论文45篇,其中南大核心期刊35篇,海外期刊4篇。但是,如果比较发表的论文和本书相关章节的内容,就可以发现在收入本书论题,仍然有修改,有删减,有充实,有理论升华,这种精益求精的学术精神是难能可贵的。

  (来源:《人民政协报》2019年11月04日12版;作者:王友群,系文学博士、安徽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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