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中轴线南段的主要建筑有永定门、燕墩、天桥、正阳门等。这些建筑自元代以来，大多居于北京城外或者外城，与处在核心区域的皇城、紫禁城相比，位置相对较低。但从文化脉络而言，无论是自身的演变进程，还是作为北京城市发展的见证者，均与皇城、紫禁城等具有相同的文化价值。

　　永定门位于中轴线的最南端，是北京外城的中央城门，在外城七座城门中规模最大，形制最高。明廷起初只修建了永定门门楼，颇为简陋。嘉靖四十三年（1564 年），补建瓮城。清朝初年，永定门仍保持着明代城门楼、瓮城的样式。乾隆三十一年（1766 年），重修城楼，加高城台和城楼顶层， 将门楼改建为重檐歇山三滴水，顶铺灰筒瓦绿剪边，饰琉璃脊兽之楼阁式建筑，使永定门成为外城诸门中最大、规格最高的门。至此，永定门城楼跨越明清两代，完全建成。

　　永定门在拱卫北京城的历史中发挥过重要作用，是北京城南端第一道防线。明崇祯二年（1629 年），皇太极率清军攻打北京，永定门前是双方战斗的重要战场。光绪时期，永定门外的马家堡设火车站，往来旅客可由永定门出入京城。但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 年），八国联军进入北京，将永定门西侧部分城墙拆除，并把原在马家堡的京津铁路终点站移至天坛，称天坛火车站。次年，又在永定门东侧开豁口，修建通往前门的火车铁路。永定门自此开始遭到破坏。

　　北京中轴线南段的主要建筑有永定门、燕墩、天桥、正阳门等。这些建筑自元代以来，大多居于北京城外或者外城，与处在核心区域的皇城、紫禁城相比，位置相对较低。但从文化脉络而言，无论是自身的演变进程，还是作为北京城市发展的见证者，均与皇城、紫禁城等具有相同的文化价值。

　　永定门位于中轴线的最南端，是北京外城的中央城门，在外城七座城门中规模最大，形制最高。明廷起初只修建了永定门门楼，颇为简陋。嘉靖四十三年（1564 年），补建瓮城。清朝初年，永定门仍保持着明代城门楼、瓮城的样式。乾隆三十一年（1766 年），重修城楼，加高城台和城楼顶层， 将门楼改建为重檐歇山三滴水，顶铺灰筒瓦绿剪边，饰琉璃脊兽之楼阁式建筑，使永定门成为外城诸门中最大、规格最高的门。至此，永定门城楼跨越明清两代，完全建成。

　　永定门在拱卫北京城的历史中发挥过重要作用，是北京城南端第一道防线。明崇祯二年（1629 年），皇太极率清军攻打北京，永定门前是双方战斗的重要战场。光绪时期，永定门外的马家堡设火车站，往来旅客可由永定门出入京城。但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 年），八国联军进入北京，将永定门西侧部分城墙拆除，并把原在马家堡的京津铁路终点站移至天坛，称天坛火车站。次年，又在永定门东侧开豁口，修建通往前门的火车铁路。永定门自此开始遭到破坏。

20 世纪初年的前门车站

　　20 世纪初年的前门车站与永定门城楼遥相呼应的还有一处重要的历史遗存，即“燕墩”。经过修缮，也已复现于京城南端。“燕墩”，又称“烟墩”。元明两代北京有“五镇”之说，以为可以震慑妖魔，确保京城安全。清代将“五镇”形成具体实物， 南方中轴之镇即为燕墩。南方在“五行”中属火，故堆烽火台以应之，因此又名“烟墩”。现今的燕墩为底座高 8 米的墩台，墩台中央有高约 7 米的方形大石碑，碑上用满、汉两种文字刻着乾隆帝御笔写于乾隆十八年（1753 年） 的《帝都篇》和《皇都篇》。

　　1271 年，忽必烈定都于北京后，开始营建大都城。其时，皇帝往城南祭拜， 如今的天桥地区就在皇帝祭拜的途中，但并不在大都城范围之内。此时的城南一带河道纵横，为了便利南北通行，在此地筑桥一座。永乐年间，朝廷在桥之东南修建了天地坛，西南修建了山川坛（即先农坛）。此后，皇帝从南海子、天地坛、先农坛至京城，此桥成为必经之途，天桥之名由此得来。

　　明清时天桥的桥身较高，至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 年）整修正阳门至永定门间的马路时，将这条路上原来铺的石条一律拆去，改建成碎石子的马路，天桥改建成比较低矮的平桥。1929 年，因有轨电车行驶不便，将天桥的桥身修平，仅保留两侧石栏杆。1934 年拓宽正阳门至永定门的马路，将天桥两旁的石栏杆全部拆除。自此，天桥桥址不复存在，天桥仅作为一个地名留存下来。天桥地区在晚清开始形成繁荣的市场，但这里的市场日渐带有平民演艺场所的性质，被视为不入流之地。1912 年以后，天桥一带愈发成为带有浓厚下层民众色彩的文化区域。此后，天桥因市场的兴起而繁荣发展，而这一市场面向平民大众，集文化娱乐和商业服务为一体，文商结合，互为促进，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天桥平民文化。

　　北洋政府在天桥地区进行了一系列的环境改善工作，其中香厂新市区的建设是非常重要的城市发展项目。香厂位于天桥地区香厂路一带，即今南抵先农坛，北至虎坊桥大街，西达虎坊路，东至留学路之间的地段。清末这里是地势低洼的大水坑，秽水淤积，卫生恶劣，居民和建筑物也很少。1914 年， 京都市政公所为了缓解前门大街和天桥地区的交通堵塞问题，疏散部分人口， 并繁荣南城经济，决定将香厂地区规划扩建为“新市区”。1917 年和 1919 年， 市政公所两次在香厂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沟渠修筑，使新市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基本完备。主要道路香厂路一带铺设柏油路面，修筑了人行道，栽种了德国洋槐作为行道树，安装了路灯、公用电话和警察岗亭等设施，十字路口开辟了圆形广场。

　　香厂新市区的建筑多是依据当时的社会风潮兴建的洋式楼房，包括商店、旅社、饭店、娱乐场所等新兴建筑。建于 1917 年的新世界商场，内部设有露天电影、中外百货、杂耍曲艺及文明新戏等。商场内的哈哈镜和电梯对时人而言非常新奇，新世界商场也逐渐成为北京南城最为热闹的去处。

　　正阳门是北京内城的正门，俗称“前门”。不仅形制特别高大，而且设置也与内城另外八座城门不同。

　　元朝修建大都城时，建正阳门，时称丽正门。明代建都北京后，为建皇宫， 将南城墙向南推出一里之遥，重建南城墙，后将原来南城门丽正门改称正阳门，意即维护封建统治地位。正统元年（1436 年），修建京师九门楼，正阳门得到扩建。乾隆四十五年（1780 年），清政府对正阳门进行了一次大修。

清末正阳门

　　明清两朝，除天子出祭巡狩外，正门终年不启，车马行人皆从左右侧门出入。只有皇帝去天坛祭天，或去先农坛耕藉时，正阳门方才启开正门，龙车从此经过。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 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正阳门城楼和箭楼毁于大火，只剩下城楼底座及门洞。逃往陕西的慈禧、光绪一行返回京城时，劫后的正阳门还未曾修复。为迎慈禧、光绪帝“回銮”，群臣不得不采取应急措施，令京都厂商先搭席棚，再披上五色绸绫，以备皇太后、皇帝驾到观瞻。

　　清末，正阳门以南曾颇为繁华。瓮城东西城根的“帽巷”和“荷包巷” 店铺鳞次栉比。杨静亭《都门杂咏》称：“五色迷离眼欲盲，万方货物列纵横。举头天不分晴晦，路窄人皆接踵行。”同时，京汉铁路终端的西车站和京奉铁路终端的东车站都修在正阳门两侧，这里遂成为北京客货运输的集散枢纽。加上前门大街一带的大栅栏、鲜鱼口、煤市街、珠宝市和“八大胡同”，其他商家、饭馆，以及首饰楼、珠宝金店和妓院娼寮，正阳门前终日车水马龙， 熙熙攘攘。在卫生设施不健全的情况下，正阳门前由于商店密布、街道狭窄、行人拥挤，致使交通堵塞、空气不通、污秽满地。

　　为了更好地改善内外城交通，时任交通总长朱启钤经过筹划，于 1914年 6 月向大总统袁世凯提出了《修改京师前三门城垣工程呈》。1915 年 6 月16 日，正阳门改造工程正式动工。由德国人罗斯凯格尔任总建筑师，按照其改造计划，首先是拆除箭楼北侧的瓮城，并在正阳门两侧添砌南北向新墙二幅，箭楼东西两面增筑悬空月台二座，正阳门两侧各开门洞两座，又分别安装带滑轨的钢门；对于道路也进行了改造，新筑马路两条，皆宽 20 米，两侧人行道，用唐山产的钢砖铺砌。此外，新修正阳门暗沟 800 米，另中华门通往护城河大暗沟两条。为增加安全，从新开城门至正阳桥安设水泥栏杆， 棋盘街两侧安放水泥方墩，贯以铁链。同时，为新修城门等更加美观，特运购大石狮子三对，分别放置于正阳门前和箭楼东西石梯入口处；又将观音庙、关帝庙油饰彩画。除了保存这些传统内容外，在箭楼增添了钢筋水泥的挑台、护栏和窗檐，还在外表刷了白漆，使整个建筑从外观上增加了一些西洋风格。

　　1915 年 12 月，改造工程竣工，朱启钤等进行了验收。新城门的开通， 使得南北中轴线中段的交通拥堵状况得到改善，天安门地区自此可顺畅与外城沟通。结合相继开始的长安街拓宽，正阳门成为东西交通的连接点，同时长安街东西轴线的作用也初露端倪。

　　正阳门改造是北京现代城市建设的一大举措，此后的城门周围建设了装饰性喷泉，广植树木，并逐渐使之成为京城市民娱乐和休闲的去处，从中可以明显看到欧洲城市建设对北京的影响。

      （来源：北京社科普及读物《北京历史文化三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