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帝制的崩塌，北京文化受到的冲击非常直接。原有政治势力逐渐分崩离析，固有的文化体系也随之而产生裂变。精英文化被稀释，昔日以皇权文化为主体的完备的、系统的、成熟的北京文化，逐渐被民间化、市井化。贵族文化与平民文化直接接触，宫廷艺术走向民间，“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新文化崛起，不同的文化类型都有特定的拥趸与市场，在各自的发展轨迹中并行竞进，塑造出非常丰富的文化景观与时代氛围。

　　北京自元代起正式确立全国政治中心地位。历经明清两代，中央政府所在地的地缘优势为城市文化发展带来多种优质资源，众多国家级的文化机构纷纷建立，通过科举制度选拔出来的大量文化精英集中于此，构建了国家开展重大文化工程的人才基础，多种因素的集合使北京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都是无可置疑的国家文化中心。

　　进入 20 世纪之后，清末新政开始推行，一批新式文化教育机构开始在北京建立，这种现代性因素的出现为暮气沉沉的北京带来了一股清新之风。1912 年后，北京仍然保留了首都的身份，政治地位仍然是文化地位的重要保障，传统的惯性力量也使北京维持着强大的文化气场，凭借发达的高等教育体系，北京仍然是对现代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影响最大的城市。即使在 1928 年国都南迁之后，北京在中国的文化版图中仍然是最具文化底蕴与学术品质的地方。

　　1912 年到 1949 年间，北京社会风气日渐开放，近代西方新的文化观念更大程度上被北京居民所接受。大批新式知识分子从南方涌入北京，一批现代大学在此建立，许多有影响力的新闻传播机构纷纷进驻，以学生为代表的新兴群体开始形成并发出自己的声音，市民在政治意识、伦理道德观念等方面都发生了相应的转变，这些因素的叠加，使古老封闭的“帝都”催生出一系列崭新的文化气象。

　　19 世纪末期，与上海、广东等开埠较早的国内城市相比，北京不仅在现代化程度方面明显逊色，而且在政治风气上也非常保守，一批政商要人与新式知识分子大都在远离这座帝都的地方进行着他们各自的事业。尤其是上海，自晚清以来逐渐成为西学传播中心， 戊戌以及庚子之后，这里形成了全国最为发达的文化事业，涉及出版、教育等多个领域，众多新式知识分子在此聚集，上海的文化地位持续上升。但在中国政治、文化一体化的格局中，北京的优势地位一直不可忽视。从最初的创办报刊、启蒙民众到后来的政党办报、影响舆论，北京对全国的引领作用没有任何其他地方可以比拟。

蒋梦麟左 1，蔡元培左 2，胡适左 3，李大钊左 4 .1920 年 3 月在西山合影

　　长期以来，政治中心与文化中心的双重地位决定了北京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消费城市。明清以来，“国都”身份对北京文化面貌的塑造产生了重要影响。这里聚集了大批不事生产的人口，人口的职业结构决定了城市的消费性质，旗人的悠闲、官员的富有、士大夫的趣味、商贾的集中，也为北京娱乐业发展提供了社会基础。小说家倪锡英就在 1936 年描述北平 “可说完全是代表着东方色彩的平和生活。那里，生活的环境是十分的伟大而又舒缓。不若上海以及其他大都市的生活那么样的急促，压迫着人们一步不能放松地只能向前，再也喘不过气来。又不若内地各埠那么的鄙塞简陋，使人感受着各种的不满足”。①曾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蒋梦麟也认为北京是艺术和悠闲之都。后来，老舍在《四世同堂》中对这种情形做了非常精到的描述：“在满清的末几十年，旗人的生活好象除了吃汉人所供给的米，与花汉人供献的银子而外，整天整年的都消磨在生活艺术中。上自王侯，下至旗兵，他们都会唱二簧， 单弦，大鼓，与时调。他们会养鱼，养鸟，养狗，种花，和斗蟋蟀。他们之中， 甚至也有的写一笔顶好的字，或画点山水，或作些诗词——至不济还会诌几套相当幽默的悦耳的鼓儿词。他们的消遣变成了生活的艺术。他们没有力气保卫疆土和稳定政权，可是他们会使鸡鸟鱼虫都与文化发生了最密切的关系。他们听到了革命的枪声便全把头藏在被窝里，可是他们的生活艺术是值得写出多少部有价值与趣味的书来的。”

　　娱乐方式是我们观察北京文化面貌的一个重要窗口。清代以来，随着中国传统文化发展逐渐走向顶峰，京城社会文化消费市场异常发达，市民的娱乐文化丰富多彩，娱乐的物质载体——各种类型的娱乐场所遍布内外二城。20 世纪初的北京，仍然聚集众多新旧权贵、富商巨绅、军阀政客，商界随着军政人物繁忙的交际活动起舞，社会经济活跃兴盛，各类消费行为热络，呈现出“动”的、繁荣的北京景象。虽然 20 世纪 20 年代进入军阀混战的阶段， 战事时而波及民生，却未影响权贵富户与政要人物的笙歌享乐。

　　优质的教育资源一直是北京作为文化中心的重要标志，作为国都的特殊地位使其在高等教育方面一直走在全国前列。早在科举时代，各省举子纷纷云集于南城各会馆，演化为京城独一无二的文化景观。科举废除之后，各地学子仍然慕名而来，此地高校汇聚、学术机构众多、大牌学人云集，是无可置疑的现代中国教育界、学术界的首席重镇。

　　现代北京一直是国家高等教育中心。国立大学（包括高等专科学校）最为集中，到 20 世纪 20 年代初，已经由一所发展至九所。除了北京大学之外， 还有北京高等师范大学、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北京法政专门学校、北京医学专门学校、北京农业专门学校、北京工业专门学校、北京美术学校、北京女子大学。此外还有私立高校如中国大学、朝阳大学、中法大学、新华大学、华北大学、郁文大学等。据 1926 年调查，北京共有大学 29 所，其中国立者10 所，私立者 16 所，教会及外国人所立者 3 所。

1912 年的清华学堂

　　大学这种现代新式教育机构的出现，不仅吸引了科举制度废除之后失去进身阶梯的大批青年举子的关注，更招徕了众多饱有才学的新旧文人前往任教， 教授群体以及青年学生群体的形成是北京文化更新的重要推进力量， 大学成为各种思想流派竞相争夺的活跃领域。凭借特殊的政治地位与长期的文化积累，高校资源非常丰厚的北京聚集起全国众多顶尖学人。如果说在明清时期，与江南相比，帝都北京对学人而言并不具有绝对的吸引力，但到了1912 年前后，虽然南方许多新式知识分子对北京这座城市仍然没有好感，但这并不能阻挡他们奔向北京的脚步。

　　1917 年的北京发生了两件日后影响中国现代文化格局与发展趋势的文化事件，其一是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其二是陈独秀携《新青年》北上发展，这两件事情密切相关。蔡元培入主北大之后，循“思想自由”之方针，采“兼容并包”之主义，进行了一系列教育改革，聚集起了社会转型时期各类“新”“旧”知识精英，包括陈独秀、黄节、周作人、李石曾、梁漱溟、胡适、刘半农、王星拱、刘叔雅、刘师培、章士钊、李大钊、高一涵、程演生、吴梅、叶瀚、杨昌济、何炳松、李辛白等。这其中很大一部分都成为《新青年》杂志的作者。同时，依托于“最高学府”的声名，《新青年》发出的各种思想与主张也加速对外传播，为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与舆论背景。随着以《新青年》为核心的新文化阵营的形成，新文化运动逐渐开展起来。不过，真正使“新文化运动”在全国蔓延开来的则是五四运动。

北京大学红楼

　　五四之后的北京，成为新思想、新文化的会集地，同时，五四精神中的崇尚科学理性、追求个性解放的思想精髓也重塑了传统知识分子的精神和灵魂，让他们以现代的眼光重新审视传统中国和自身。因此，五四以后的北京处于最传统与最现代的文化冲突之中，既相互抵制又相互渗透。它不像上海那样完全浸淫于西方文明带来的巨大的现代感之中而失掉自我，也不像中国内地的广大农村那样对外来文化完全拒斥而固步自封，而是形成了一种传统与现代交织、兼容、对峙的文化氛围。

　　1927—1937 年间的北平通常被称为“文化古城”。这一时期，北平原有的政治、军事功能持续弱化，城市经济陷入低迷，只有文化功能得到凸显。凭借多元的高等教育体系、深厚的学术思想资源和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北平在一种比较安宁的状态中孕育了独特而浓郁的文化氛围。这里聚集着多所国内一流高校与国家级学术机构，依托这些机构，大批高级知识分子维持着体面的学院派生活，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文化消费群体，并在文学、艺术与学术领域创造了一批流传后世的精品。这些成果不仅与北平的地域特征密切相关，也是构成现代中国文化发展整体面貌的一块重要拼图。

　　1927 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后，力图把政党、军队、学校等领域置于三民主义的规范之下，三民主义逐渐被构建为整个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但是由于南京当局对北平的政治控制力较弱，导致三民主义在北平的影响有限，市场空间不大。远离了喧嚣的政治中心，为北平的文化与学术提供了比较自由的生存空间。虽已沦落为“故都”，但北平仍然维持了很高的学术水准， 这里汇聚了几所国内顶尖高校以及一些国家级学术机构，吸收容纳了大批曾游学海外的精英学人。他们在输入英美学术文化的同时，也带回了自由主义思潮，为北平“自由主义重镇”地位的确立奠定了基础。由于政治气氛淡薄， 官方管制相对宽松，依托于稳定的学院体制，生活条件比较优越，这一时期北平的文化氛围对秉持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而言非常适宜。同时，大量具有相同学术趣味与政治取向的知识群体的定期聚集，也维系和强化了此地原有的文化环境。

　　作家林语堂在《京华烟云》中用写实的笔调，展现了近代北京城市生活的多元性：

　　满洲人来了，去了，老北京不在乎；欧洲的白种人来了，以优势的武力洗劫过北京城，老北京不在乎；现代穿西服的留学生，现代卷曲头发的女人来了，带着新式样，带着新的消遣娱乐，老北京也不在乎；现代十层高的大饭店和北京的平房并排而立，老北京也不在乎；壮丽的现代医院和几百年的中国老药铺兼存并列，现代的女学生和赤背的老拳术师同住一个院子，老北京也不在乎；和尚、道士、太监，都来承受老北京的阳光，老北京对他们一律欢迎。

　　1937 年全面抗战爆发之后，北平成为沦陷区，文化人大批南下避难，众多高校与文化、学术机构南迁，北平与当时文化活动比较活跃的重庆、昆明、桂林、延安等城市基本处于隔绝状态，与上海、南京等沦陷区的文化活动也接触有限。日伪政府利用中日地域接近、文化相似等特点，鼓吹两国“同文同种”的理论，通过构建严密的管制体系，在文艺、教育、媒体等领域实施一系列政策与措施，力图将北平的文化生态纳入到日化的轨道中，形成了相对封闭的文化环境，北平的文化事业遭到空前浩劫，曾经的“文化中心”只剩躯壳。

　　现代北京，新旧文化并存，中西文化并立，传统与现代既有直接交锋， 也有彼此吸收与借鉴，类型繁多，这主要是由这座城市居民的阶层结构决定的。作为曾经的“帝都”，既有满清贵胄遗老，也有大批政要与时代精英， 这里从来不缺乏达官显贵，同时驻扎着数量可观的各国外交官群体。作为高校林立之地，众多国内顶尖学人在此聚集，还有大批新式知识分子以及青年学生，已经形成了颇具声势的群体。除此之外，土生土长的北京本地土著占据着底层社会的大多数。各种文化样式都有自己专属的舞台，都有自身特定的目标观众，没有哪一种文化样式可以独自占据主体地位。

　　（来源：北京社科普及读物《北京历史文化三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