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城市消费塑造文化面貌

来源:人文之光网  发布时间:2021-07-28

  经济从来都是文化发展的物质基础,而商业贸易又是文化交流的助推器和融化剂。清代自康熙中叶起农业生产逐渐恢复,到乾隆年间走向鼎盛。北京是发达的商业贸易城市,也是全国最大的商业消费中心。

  作为都城,北京不仅是帝王居住的地方,也是贵族官僚、文人士子最集中的地方。这里不仅有全国最大的商业市场,而且聚集着众多来自全国各地的商人,向来被称作“商贾辐辏之区”。为了满足消费的需要,除了大量的生活资料以外,还有各种的奢侈品和娱乐品。当时北京的交通十分便利,有四面八方通向全国的交通网络。为了保证首都的粮食供应,清政府大量从南方转运漕粮,同时对南来商贩自运粮米采取开放政策。进入北京的粮食,不仅有江浙湖广的粳、釉、糯米,而且有山东、河南的大豆、小麦。北京的瞻云坊外是传统的米市,米谷积千仓,规模可观。伴随着粮食转运,各地生活消费品也汇聚北京。南方日杂货通过大运河源源不断地运往北京,如江南的土布、丝绸、瓷器、纸张等。

  另外,各少数民族地区的商品,如关东的貂皮、人参,西藏的红花、藏香,新疆的毡毯,蒙古的皮裘,以及云、贵等地的贵重药材,都出现在这里的市场上。北京则以瓷器、陶器、铁器、绸缎、布匹、烟、茶、粮等重要商品,与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贸易。北京的大商铺还供应蒙古、西藏等地需要的喇嘛念经用品和某些特别的手工艺品。清政府在城内御河两岸设立“里馆”,专门接待蒙古来京的客商,以加强与蒙古地区的商业联系。

  在晚清人撰写的《燕市积弊》中,所列京城铺户有钱铺、钟表铺、挂货铺、绒线铺、鞋铺、药铺、金店、翎子铺、首饰楼、当铺、香货店、嫁妆铺、红铜铺、纸铺、纸马铺、面铺、香蜡铺、米碓坊、蒸锅铺、裱画铺、漆铺、黄酒铺、南果铺、切面铺、刻字铺、喜轿铺、寿衣铺等。这虽然是晚清人的记述, 但看一眼这些名目繁多的店铺种类,也可借此追想清前期北京的消费市场不一般。

  清代北京商业区主要分布在地安门街、东西安门外、东西四牌楼、东西单牌楼,以及菜市、花市等北京内外城的主要区域,而以外城前三门(祟文门、正阳门、宣武门)最为集中。

  早在明嘉靖年间修建外城前后,北京的正阳门周围及两旁的大街便逐渐形成一定规模的商业区,聚集了众多的铺户。进入清代,随着内城汉人的整体向外城迁移,正阳门的这种情形不但没有削弱,反而进一步增强,从而形成全国规模最大的商品流通市场,而铺户之集聚居全国之首。《都门纪略》记载:“京师最尚繁华,市廛铺户,妆饰富甲天下,如大栅栏、珠宝市、西河沿、琉璃厂之银楼缎号,以及茶叶铺、靴铺,皆雕梁画栋、金碧辉煌,令人目迷五色。至肉市、酒楼饭馆,张灯列烛,猜拳行令,夜夜元宵,非他处所可及也。” 其中不乏被誉为“老字号”、历经明清达百余年的铺户,如六必居、王麻子、王致和、烤肉宛、同仁堂、都一处、和顺居、天福号、内联升、便宜坊、全聚德、正明斋、瑞蚨祥、荣宝斋等。

  商业贸易的发展直接带来了各地域文化在京城的汇集。在清代北京众多商铺中,尤以来自山西和山东两省的外地人居多。清人夏仁虎在《旧京琐记》有过评论:“北京工商业之实力,昔为山左右人操之,盖汇兑银号、皮货、干果诸铺皆山西人,而绸缎、粮食、饭庄皆山东人。其人数尤众者为老米碓房、水井、淘厕之流,均为鲁籍。盖北京土著多所凭藉,又懒惰不肯执贱业,鲁人勤苦耐劳,取而代之,久遂益树势力矣。”

  商业贸易的发展,不但需要市场,还需要金融的支撑。因此,作为金融服务业的钱庄票号也是京城的重要行业。北京的银号铺户,最早由浙江绍兴人创建于康熙六年(1667 年),名为“正乙祠”,也称“银号会馆”。此外, 还有一些兼营钱庄生意的铺户。

  清前期北京手工业也很繁荣。清代将明北京的官营手工业改隶于内务府和工部等官署。内务府在京所设有内织染局、广储司七作(包括银作、铜作、染作、衣作、绣作、花作、皮作),营造司三作(包括铁作、漆作、炮作), 工部在京所设有五大厂、五小厂和外三厂。它们的规模不及明代,但民间手工业在康熙后有了明显的发展,如铸铜、刀剪、制药、酿酒、香蜡、糖果、地毯、宫灯、雕漆、景泰蓝等技术更为精湛。商贸和消费经济的繁荣发展,不仅带动了物质文化的发展,更推动了各地域文化的交流。

  (来源:北京社科普及读物《北京历史文化三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