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兴起于东北，随着清军入关和统一全国的进程，故都沈阳已经不能满足其需要。清王朝定都北京后，由一个地方割据势力上升为统一国家的主宰，由一个边疆民族政权转变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政权，由东北一隅走向全国。在此之前，清朝虽在关外经营三十多年，然而在关内却始终没有一块立足之地。就全国形势而言，东北为一隅之地，仍是割据政权。在此之后，第一次把清势力推向关内，并由此掌握了国家政治军事斗争的主动权。

　　满族文化的融入和影响是清代北京文化形态的重要因素。在清统治者“首崇满洲”和“国语骑射”的政策下，满族文化不仅强势移入北京，在语言、饮食、服饰、节令等诸多方面对北京地域文化产生了深刻影响。

　　为保证“首崇满洲”和“国语骑射”，清统治者极为重视并竭力保持和发扬满族文化，甚至把这些文化视为巩固统治的重要国策，因此，在北京城强制推行满族文化，使得满族文化对北京的人文民风等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首先，清朝定都北京后，充分利用和改造明朝以来的宫殿及民用建筑。在继承明代建筑文化的基础上，不断地依照满洲建筑文化对紫禁城加以改建。如将故明皇后的正宫——坤宁宫，修缮和改建为清代皇后正宫，兼做宫廷祭神祭天的场所，并在宫前设立祭天神杆；重建文渊阁，一改明时覆以黄琉璃瓦的建筑风格，覆以黑琉璃瓦绿剪边，并在其东侧建盔顶碑亭；又在紫禁城内建筑箭亭。这是满洲八旗以“骑射为本”的传统及喜爱林莽绿野的色彩表现； 中正殿又称小金殿，外型是圆型毡帐殿，这也是游猎民族圆型帐篷在宫殿建筑上的表现。

　　满族人原始信仰为萨满教。入关后，满族的宗教意识并未因离开故土而减弱，相反由于种种客观条件而被加强。但是，政治地位的上升和文化上相对落后的矛盾逐渐凸显出来，怎样既能保持原有信仰，又较汉族和历代庙堂文化相去太远，便成为规范满族宗教信仰的首要任务。于是，首先废弃过去野祭旧俗，改为在坤宁宫前安设神杆，以供其悠远浓厚的祭神祭天活动之用。祭祀之时，陈马于西、陈牛于东，烹鹿摆羊作为供品于坤宁宫内神位前，拜天祭星敬祖。期间设有马箭舞戏，犹如欢度盛大节日。清中叶时，不论官禁大内或民间乡里，均设杆祭天，使祭天古俗得以在京城普遍盛行。

　　另外，满汉分城和宗室封爵而不建藩的政策直接促使内城中王府林立， 如现今为全国政协礼堂址的顺承郡王府、今教育部址的郑亲王府、今普渡寺址的睿亲王府、今宋庆龄故居址的醇亲王府、今恭王府花园址的恭亲王府等。而民居以一家一户一个院落为主，一进大院有“影壁”，是用砖砌成的一矮短墙。影壁后立一根三米左右高的木竿，在竿子顶部置一木头，这就是满族人称的“索罗竿子”，即神竿，作为祭祀神鸟之用。另外，居住在城郊的满族村屯则基本按八旗军营进行编制，称为“营子”。屯与屯之间排列等距， 房屋与房屋之间，规整有序。屯中道路笔直划一，屯子周围有屯壕。整个营子给人一种布局严谨、有序之美感。

　　其次，满族的社会生活文化对北京的民俗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满族先民是关外的牧猎民族，他们善骑射、喜林莽。清军刚入关时，他们仍眷念自然，骑射习俗保留较多。又值建朝之初，呈现一统、富强的局面， 这就使得清朝皇家苑林行宫的兴建达到历史上的高峰。如京城的颐和园、圆明园、香山静宜园、玉泉山静明园等。民间习俗方面，满族婚俗影响不少， 娶亲当日，男方家以彩轿迎娶新娘。当新娘彩车到夫家门口时，要稍作停留。新娘在轿中略为等候，此时新郎要执弓向轿下连射三箭，含有驱邪之意，也表明自己不忘祖先骑射勇武之风。新娘跨马兀、马鞍，拜北斗，新郎用马鞭挑下新娘的盖头等。这些都是牧猎民族的婚俗，也影响到北京汉民的婚俗。此外，满族的饮食、语言、服饰、曲艺等习俗也深深影响了清代北京文化的形成。可以说，满族文化作为统治者极力保护和扶持的文化，作为新进入北京的东北民族地域文化，对清前期北京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是清代北京文化不同于明代的关键因素。

　　“满蒙联姻”和“满汉一体”的多民族一统政策也为清代北京地域文化吸纳多民族、多地域文化提供了条件。从历史上看，北京自辽、金以后成为中国封建王朝的政治、文化中心，这既是中原游牧文化与北方游牧文化冲突的结果，也是两种文化不断融合的结果。就清代而言，北京地域文化的发展，毫无疑问也是清代满蒙一体、满汉一体等政策的结果。

　　由于国家统一之下的“满蒙联盟”和“满汉一体”政策，使得清代文化的发展，相比与明代，其辐射范围更加广阔，尤其突破了长城内外的界限。长城长期以来成为中原华夏族与“三北”游牧民族的文化分野。从秦到清之前， 近两千年间，历代王朝始终坚持内外有别，华夷之辨的传统治边思想，坚守长城这道藩蓠。可以说，清代开创了中国历史上多民族“大一统”的最恢宏的新局面。也只有清代，使长城不再成为边墙，不再成为中原民族文化与北方少数民族文化的界限。清代北京有不少蒙古王公府和喇嘛寺庙，这些都是满蒙联姻的见证；清代北京继承了明代北京的紫禁城，继承了明朝的很多政治制度，更有不少清统治者满腹经纶，出口成章，这些也无不是满汉关系的见证。

　　在民族文化交流方面，清入关定都北京后，清政府大量内迁八旗人口， 于顺治五年（1648 年）下令圈占北京内城，汉官、商人、平民等，除投充八旗者及衙属内居住之官吏、寺庙中居住之僧道，尽迁外城，而分置满、蒙、汉八旗于内城。在清代中期前，北京内城一直为八旗人口的集中聚居区，而八旗的民族成分是十分复杂的，其中除了满族、蒙古族、汉族之外，还有达斡尔族人、锡伯族人，甚至朝鲜族人、俄罗斯族人等。外城不同于内城，清初政府全部圈占内城之后，外城即成为清代北京汉人、汉官和商人的集中聚居区。此外，随着很多喇嘛寺庙的建立，不少藏族僧人也遍布北京城。因此， 清前期北京城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城市，而多民族的聚居自然也带来了多民族文化的交流。

　　（来源：北京社科普及读物《北京历史文化三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