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洪武元年（1368 年）徐达攻占元大都开始，一直到明末，北京城内的营建工程一直都没有停止。最早进行的，是人员调集、物资筹备、交通疏浚等准备工作。永乐初年，明成祖下令从江南、浙江、山西等地挑选大户迁往北京，以恢复和发展北京的经济。永乐四年（1406 年），又分派工部尚书宋礼等重臣，前赴四川、湖广各省采伐木料。修建都城所需的大量砖瓦，先委派泰宁侯陈圭就近督造，后来又根据实际情况，由工部差侍郎一人，驻山东临清专责管理。至于用于宫殿的“金砖”，则责成苏州、松江各府烧造，再随漕船北运。与此同时，明成祖又令工部征发工匠，于各卫所挑选军士，各省州府挑选民丁，做好应役准备。据统计，后来征调的工匠人数达到 23 万，应召赴北京服役的兵士和民夫， 更多达上百万人。

　　在物料筹办过程中，营建工程也逐渐展开。永乐七年（1409 年）五月，明成祖在昌平天寿山为病逝的徐皇后营建皇陵，再次向大臣们显示其迁都北京的坚定决心， 也成为日后北京大规模营建的工程预演。

十三陵石像

　　永乐十四年（1416 年）冬，工部奏请“择日兴工”。永乐十五年四月，作为临时“御政”场所的“西宫”告成。六月，北京宫殿开工兴建，所有礼制建筑均依南京形制而为。至永乐十八年（1420 年）冬，北京宫殿宣布“告成”， 由此初步奠定北京六百余年历史文化发展的大格局。

　　竣工后的北京宫殿，巍峨壮丽，名号繁多。外朝以奉天、华盖、谨身三大殿为主，又有文楼、武楼，以及文华殿、武英殿等。俗称“金銮殿”的奉天殿，是紫禁城内礼制最高、体量最大的宫殿建筑。内廷以乾清、坤宁两大宫为主，又有昭仁殿、奉先殿及东西“十二宫”等建筑，供帝后日常起居之需。明初杨荣在《皇都大一统赋》中赞誉说：“金铺璀璨，绮疏玲珑。珠玉炫烂， 锦绣丰茸。葳蕤起凤，天矫盘龙。千门瑞霭，万户春融”，对新建成的宫殿做了生动描绘。统一规划、布局严整的宫殿，展现了中国古代都城建筑的精髓， 也为世界建筑史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

　　永乐十九年（1421 年）正月初一，明成祖在奉天殿举行隆重的迁都大典。迁都之后的北京城，其外由高大森严的城墙环绕，其内街道笔直宽广，又以一条中轴线贯穿南北。中轴线两侧，则对称分布雄伟庄严的宫殿、坛庙，以凸显都城“皇权至上”的基本原则。在整体上，北京呈现出“宫阙壮九重之固， 市朝从万国之瞻。庙社尊严，池苑盛丽，诚万万年太平之基”的壮丽气象。

　　在宫殿营建前后，北京还进行了城墙的修整，由此奠定了明清两代都城的基本格局。明代北京城的空间布局，是在元末大都城的基础上改造而成的。最早的城墙改建，为洪武年间废弃大都北边土墙，南缩五里而成北平城。明成祖决定迁都后，先对北京城墙贴砖加固，提高城垣的防御能力，同时，通过修饰城门、门楼等礼制建筑，以与都城城垣新的政治地位相称。其事始于永乐七年（1409 年）六月，成祖令营修安定门，其他各城门亦次第开工。永乐十七年（1419 年），为了延拓皇宫南面的空间进深，成祖下令将城墙南垣向南拓展一里，由此形成层层相包的宫城（即紫禁城）、皇城、京城三重城墙， 呈现出“庙社尊严，池苑盛丽”的壮丽气象。其中最内层的紫禁城周六里，开八门。宫城之外的皇城周十八里，开六门。皇城之外的京城周四十五里，开九门。这是明代北京城垣的第二次格局性变动。时值北京宫殿营建尾声， 工匠、军丁、民夫齐集，城墙南移很快即告竣工，北京的礼制、文化以及日常生活空间，随之确定。

　　永乐之后，明政府对于城墙和城门等又有一些修缮。正统元年（1436）， 英宗下令修建北京城内九座城门的正楼和月城楼、门外牌楼、城四隅的角楼， 同时加固了城墙，加深了城壕。永乐年间成形、正统年间完备的北京城垣“回” 字形结构，在明代前期沿用130 多年，到嘉靖年间又有所改变，这就是外城（又称南城、重城）的修筑。正统十四年（1449 年），蒙古瓦剌部也先率兵南下，俘获明英宗，围攻北京，是为“土木之变”。在于谦坚守下，也先被击退， 但北京面临的军事威胁迄未解除。为了更好地保卫京城，开始动议修筑外城。但由于种种原因，拓展京师的提案一直未能实施。嘉靖二十九年（1550 年）， 蒙古鞑靼部俺答再次从蓟州攻入古北口，劫扰京郊。九月，俺答部退至塞外， 北京筑城之议再起。当年冬，世宗以城外居民自出财力，令试筑正阳 、崇文、宣武三处关厢外城，随后以“工役重大”，谕令停止。

　　嘉靖三十二年（1553 年）三月，兵科给事中朱伯辰又建言修筑外城之策， 得到世宗允准。世宗提出四面筑城，以符“王制”，意在再现古代“内城外郭” 的理想模式。其规划亦以紫禁城为中心，在原城墙的东、西、南、北四面加筑， 形成层层递进的四重“回”字形结构。但施工中发现人力、物力、财力难敷应用， 不得不决定先筑南垣。工程自闰三月开始，至十月结束。世宗亲自命名新修各城门，分别称为左安、右安、永定、广渠、广宁，以寄寓京城“安定永宁” 之意。为方便居民出入，后又在新建外城与原城墙的连接处，建造了东便门、西便门。

　　此后北京城的整体格局，变为南大北小的“凸”字型。由此形成的北京内、外城之分，重新塑造了都城的空间结构与城市文化，对北京此后四百多年的军事布防、商贸分布、人员往来，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明北京内城以元大都为基础，东西城墙承袭元大都，城内主要干道及坊巷大部分沿用元朝名称。明北京将元大都南北城墙进行了北缩南扩之后，城市几何平面从元代的南北竖长方形变成了西北抹角的东西横长方形，嘉靖年间加筑外城之后，再由长方形变成了凸字形平面结构形制。

　　明北京城在功能与布局两者关系的处理上，达到了完美的契合。从宫城严格的中轴对称布局，突出了三大殿的政治地位和最高的宗法地位，皇城的护卫与服务功能，其外依次以内城、外城为拱卫。城中街道平直整齐，错落布置府第、寺院、道观、商业区和风景区，礼制建筑向四面展开，外围布置以皇家苑囿、皇陵、长城，自内向外井然有序，体现了皇权至上的观念，使其庄严宏丽程度远远胜于元大都，同样也超越了明代的应天府。

　　从我国都城建设史来看，明北京城是我国都城建设上的一个高峰，它突破了元大都城平面分布的功能布局模式，在吸收利用金中都与元大都形制布局的基础上，集中国古代都城设计理念之大成，形成了层级环套和中轴对称的建筑布局模式，突出了紫禁城的核心地位，充分显示出明代大一统封建帝国的气势，达到了体现皇权至上和封建礼制，以及传统布局艺术的最高境界， 完成了中国古代宫城的终级模式。

　　从北京城市的发展走向来看，明北京城奠定了明清北京作为统一政权都城的基本格局，并对明代以后北京城市的发展走向与布局产生了重要影响， 直到20 世纪60 年代拆除旧城墙以后，它的格局名称仍是相关区域的地名标识。

　　（来源：北京社科普及读物《 北京历史文化三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