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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丝绸之路”的起点——外馆

来源:《北京晚报》  发布时间:2018-07-01

  编者按:自从我国提出构建“一带一路”经济带的倡议之后,许多亚欧国家纷纷响应,带动了经济带周边各国的经济发展。同时,也使人们回忆和联想起古代的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由于历史上的诸多原因,古代的丝绸之路湮灭在历史的尘埃之中,但丝绸之路的消逝并不意味着我国与外国的商贸活动的终结,也不是商贸活动退化到了“互市”状态,而是从另外的形式来表现商业业态。如在清代中期就出现了一条从内地通往内、外蒙古乃至俄罗斯的商道,人们称这是我国近代史上的“丝绸之路”。

俄罗斯商人手绘的羊皮地图和“走东口”商人雕塑

  这条“丝绸之路”,不仅是与内、外蒙古和俄罗斯有商品贸易、互通有无,而且商人们还带去了历史久远的中华文化,大大促进了漠北地区各族人民的文明发展。这条近代“丝绸之路”,有两个出发点,一条在山西,一条在北京。山西商人亦称山西帮(晋商),到内、外蒙古及俄罗斯做买卖称为“走西口”,北京商人(京帮)则称“走东口”。“西口”是指山西与内蒙交界的杀虎口;“东口”则是指河北省的张家口。“西口”因有山西民歌《走西口》的广泛传唱及电视剧《乔家大院》的渲染,而家喻户晓、耳熟能详,人们对“走西口”印象深刻。殊不知“东口”,也就是张家口,去塞外漠北的商贸活动的各种经济指标,如商品数量、商品种类、营业额、商人数量等,并不逊色于“西口”。只是鲜有关于“走东口”的民歌及以此为题材的电视剧、电影而已。而且,在史籍中的记载也不多,留下了些许遗憾。

  “走东口”的始点,就在今天安定门外的外馆地区。朝阳区辖下的外馆斜街即是当年外馆地区。

外馆是理藩院下属机构

如今的外馆斜街是北京的寸土寸金之地。 (朱灏 摄影)

  应该说外馆消逝的历史只有百余年,虽时间不长,但因沧桑巨变而被人们所遗忘。在多年前出版的《北京市朝阳地名志》中,没有“外馆”条目,只有外馆斜街条目。条目中称外馆斜街“因街位于原外馆地区,故名外馆,亦名哈尔哈馆”,对外馆没有进一步解释。   

  而近人夏仁虎在《旧京琐记》中则称外馆是“外蒙宾馆,昔日在东交民巷北者曰内馆,在黄寺旁曰外馆”。《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名词典·北京市》一书中对外馆也有解释,它将外馆东街、外馆西街和外馆斜街综合在一起解释,称外馆“清为进京朝贡的蒙古王公住所,俗称哈尔哈馆。1912年后为蒙古商人住所,因在安定门外,名外馆街”。

  上述对外馆的解释都有一定道理,但与外馆的真正含义还是有出入的,外馆不是因为在安定门外或德胜门外就叫外馆,外馆与城门没有关系。所谓外馆是与内馆相对而言,内馆、外馆在清代都是理藩院的下属机构,并非是单纯的“宾馆”或招待所。

  理藩院按《大清会典》所云,是清廷管理蒙藏等少数民族及俄罗斯事务的机关衙门,最初称“蒙古衙门”,在入关前就存在。崇德三年(1638年)改称理藩院,原来隶属于礼部衙门,顺治十八年(1661年)因“理藩院专管外藩事务,责任重大,作礼部所属,于旧制未合,嗣后不必兼礼部衔”,理藩院成了独立机构,“理藩院尚书照六部尚书入议政之列”。于是,理藩院成了“部级”单位,其机构编制在光绪年间还有尚书(部长)一人,左右侍郎(副部长)各一人,各级官员总人数为198人,均为满、蒙人士,没有汉人。在198人之外,还有近200人的“工勤人员”。

  理藩院在处理蒙藏等少数民族事务时权力很大,据《光绪会典事例》记载,理藩院“掌外藩之政令,制其爵禄,定期朝会,正其刑罚”。与内、外蒙古的商贸也属理藩院主管,对去外蒙经商的商人签发“院票”,无院票为非法经营。

  理藩院的内馆、外馆机构,不仅仅是“外蒙宾馆”“蒙古王公住所”。《清代中央国家机关概述》一书中,对外馆有详解:“外馆设于德胜门外正黄旗教坊北,是给外扎萨克年班来京居住的地方”。当时“设稽察外馆监督一人,由都察院保送科道员司内奏委,一年更换”。称外馆在德胜门外或在安定门外都一样,因为外馆在这两座城楼外中间的地方。与外馆相对应的内馆在“东安门外御河桥”,是“内扎萨克年班来京人员居住的地方”。扎萨克是“旗长”的意思,内扎萨克指内蒙古旗长,外扎萨克指外蒙古旗长。

“年班”带动了商业发展

  在上世纪20年代前,内、外蒙古没有明显界线,内、外蒙古的旗人均为清朝属民,而清廷的皇帝大多是蒙古王公们的姥爷、舅舅、岳父、姐夫和姑爷,蒙古人对清廷的忠实程度更高于其他民族。因此,在漫长的清朝历史中,他们的地位高于汉族和其他民族。

  外馆主要是招待外蒙古各旗来京的王公贵族。清代,内、外蒙古各旗一些首领及王公贵族每年都要轮流进京朝拜、进贡、领赏,当时称为“年班”。外蒙古的来客在扎萨克率领下便住在了外馆,与他们结伴而行的商队也会住在这里。外馆据说占地48亩,盖有48个大庭院,如来人多时还可以住在与外馆相邻的东西黄寺,随行的大喇嘛、活佛更喜在黄寺中居留。外馆是按蒙古人习俗兴建的,除有亭台楼阁外,往往宅院中还留有空地供来客搭蒙古包。宅院外还设有大的牲口棚、牛羊圈,总之,使外藩蒙古人到京有家的味道。

  在行政划分上,外蒙古在清代共分7盟,盟下设旗,其中仅仅喀尔喀4部及附属的额鲁特、辉特两部就有86旗。因此每逢“年班”时,这支队伍浩浩荡荡进京,除人外,还有大批牛马羊骆驼,牲口上驮满了货物。当入住外馆时,人呼马嘶,热闹非凡,并带动了周边商贸的发展,外馆地区成了京北重要的商业中心。

  外馆不但是为进京“年班”迎来送往,而且是与内外蒙古商贸活动的始发地。外馆主要做对外蒙古的生意。近年有人认为外馆的生意是“对外贸易”,此说不确。因为在贸易最昌盛时,外蒙古在中国版图之内,在中国的行政区内。外馆出发的“走东口”商队以“京帮”为主,也有少数天津商人加入,他们与外蒙交易的货物以“洋货”为主,如玻璃器皿、煤油、洋药、洋布等;北京商人则以传统商品为主,如日用百货、丝绸布匹、佛教供品、铜铁器具、烟草、白酒、糕点、糖、茶叶、粮食等,总之“上至绸缎,下至葱蒜”的生活用品都在贸易之中。商人们在“东口”张家口集聚(“京帮”总商号在外馆地区,在张家口设分号)、分类、包装、起运。货物在张家口装入木箱或荆条筐内,装在骆驼或骡马身上。因外蒙古地区有“瀚海”之称,到处是寸草不生的干旱沙漠,故而货物多由骆驼驮运,并且雇用经验丰富的蒙古族人拉骆驼。他们吃苦耐劳,一步一步走向近3000里外的库伦(今乌兰巴托)。库伦是第一站,货物到达后由库伦转运到各个支号,再运往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最远的可到达外蒙古最北的恰克图和俄罗斯。恰克图在清代亦是中国固有领土,当年那里还有康熙皇帝“扫北”时建的关帝庙、吕祖庙遗迹。

恰克图曾是贸易中心

1851年西方地图中的恰克图

1913年的库伦

  在清代的中俄贸易中,恰克图作为重要的贸易点,曾盛极一时。在俄罗斯和西欧的文献中,它被称为“西伯利亚汉堡”和“沙漠威尼斯”,不过,汉族商人则把恰克图称为买卖城。

  恰克图南通库伦(今蒙古国乌兰巴托),北达上乌丁斯克(今俄罗斯乌兰乌德)。在1728年6月25日,清朝与俄罗斯签订了《恰克图条约》。根据条约规定,两国以恰克图河为界,河北岸的恰克图划归俄国,清朝于河南岸建新市镇阿勒坦布拉格,作为中俄贸易地,在蒙古语中阿勒坦布拉格又称“南恰克图”,因为汉名为“买卖城”,所以一些在恰克图发生的事件也可能是在阿勒坦布拉格发生的。根据条约规定,两国以恰克图为界,旧市街划归俄国,清朝于旧市街南另建恰克图新市街。条约还规定,准许俄国商人贸易,其人数不得过200人,每三年可进北京一次。

  买卖城是一座矩形城,长640米,宽366米,以木建垣,周设四门,北门与恰克图南门相对,距离不过130米。城门之上建有塔楼,置兵看守。买卖城具有纯正大清国风格,城内主要街道有二,十字横贯其中,街道直线延展,两侧分布着院落。到18世纪60年代末,这里已建成房屋二百余所,并有神庙二座。

  嘉庆、道光以来,中国从恰克图输往俄国的商品是以茶叶为大宗。此外,中国还向俄国出口丝绸、棉布、水果、瓷器、大米、蜡烛、大黄、姜、麝香等,而俄国向中国出口毛皮、纺织品、成衣、生革、皮革、工具、牛等货品。到恰克图做生意的中国商人,既有晋商,也有京帮。

  早在《恰克图条约》签订之前,这些商人就开辟了北京—张家口—库伦一线的通商渠道,并在这些地区与俄国商人进行贸易。

  1729年清朝立市集于恰克图,并派理藩院司员驻其地,监理中俄互市。1737年,停京师贸易,对俄贸易统归恰克图办理。1762年,置库伦办事大臣,专理俄罗斯贸易。其后,因俄国守边官员屡次违约恣行,以致失和绝市。1792年中俄订立《恰克图市约》,重新通市。在早期,这里夏天的贸易量用“车”来统计,冬天的贸易量用“雪橇”来统计。1800年贸易量达到840万卢布,到19世纪中期,这里的贸易额达到了1600万卢布。

  1860年,清、俄贸易全面开放,这里逐渐衰落。20世纪初,西伯利亚大铁路的全线通车更给恰克图互市带来致命的影响。蒸汽动力技术的使用,再加上1869年11月苏伊士运河的开通,大大缩短了从广州到伦敦的航运时间(从3个多月缩短到29天)。恰克图先是丧失了欧美货物的贸易,后来茶叶贸易也保不住了,猛降关税也无济于事,恰克图作为贸易中心的日子一去不复返。后来,它一度是蒙古布尔什维克们的政治中心,接着又成为苏联边境的军事中心。

外馆经商史在1929年结束

  通往外蒙古的“丝绸之路”,虽与古代的丝绸之路相比路途较近,但在交通不发达的年代仍然十分艰辛,一路上险阻不断,而且全靠步行,从张家口到库伦至少要走一个月。在分号经商的伙计们往往两三年才能回京一次。外蒙古气候恶劣,一年中有六七个月是天寒地冻、冰天雪地,在那里做买卖之苦累可想而知。

  1860年英法联军入侵北京,焚烧抢掠了“三山五园”及郊区许多寺院、民宅、私苑,杀害平民百姓无数。他们在焚烧抢掠东西黄寺时,将外馆的建筑也烧毁,众多商号也被洗劫一空,使外馆的商贸一度一蹶不振,二三十年后才恢复。

  在1917年时,对外蒙的商贸活动已走下坡路。即便如此,按《商海沉浮》一书记载:“仅库伦一处就有内地商户近五百家,常驻商人达四千多(其中四分之一来自山西,四分之三是外馆派遣的)”,其昌盛时期商号商人更多。据《北京经济史资料》记载,到了1919年,这里加入外馆商会的商号还有149号,其中还有相当多的商号或商人来加入。外馆地区许多商号的招牌、幌子都用蒙汉两种文字。一些店铺的账房、伙计还会说蒙语,交流起来是很方便的。

  外馆与外蒙古的贸易,一是以货易货,一是货币交易。外蒙的牛羊、矿产、皮毛等都可在内地找到销路,卖出合理的好价钱。无论何种交易形式都是双赢。由于外部势力和外蒙古王公贵族的分裂活动,对外馆商业活动造成了最为直接的影响,无论晋商还是京商都因“税率逐次加重,限制与排斥也逐渐加强,终至贸易无法继续”。

  在此之前,直到1919年时外馆的商号,如永聚成、天德厚、广义号、隆昌玉等生意都不错。因外蒙古的分裂活动,通往外蒙的商道也断了,设在库伦、恰克图等地的汉人商号被外蒙兵丁抢劫一空,交易中拖欠的货款被“充公”,许多汉族商人被无理驱逐。留在外蒙古的商人日子更加艰难,一个叫程双料的商人在《文史资料选编》(1982年第14辑)中回忆,他在外蒙经商到1927年时,“外蒙政府对货商的待遇一天比一天苛刻,制度一天比一天严。先是增加进出口税率,接着是调查财产,重新估价,由补收欠税,进而多方蚕食,以至消灭。外馆商人也各做停业的准备,最后还是只携带了交通骆马,扔掉大群马牛羊及一切没法携带的财产,分别分路仓皇回国。”到了1929年,外馆商人在外蒙古经商的历史全部结束。

  “走西口”“走东口”商人的被迫离开,使外蒙古地区牧民陷入困境,苏俄本身也经济匮乏、商品短缺,根本没有能力提供他们起码的生活用品,生活日益困苦。一些外蒙古商人只能偷偷冒险与汉商交易(主要是以货易货),但规模太小,昔日他们与汉商平等交易的羊毛、驼毛、牛羊、骡马、骆驼、土矿石等已被外蒙政府收归“国有”,外蒙古的商人们只有些小额交易。

《四合院没了》里的外馆

  因外馆地区是“走东口”的始点,在这里不只商业交易活跃,也带动了周边服务行业的发展,使外馆地区异常繁华热闹。虽然这种繁华有些畸形,但也是当时经济形态的表现。

  进京公干的蒙古王公贵族,有些人与城内的蒙古王爷有关系,就在外馆稍事休息再进城,有些人就住在这里。这里有集吃喝住为一体的大商号。清末民风日落西山,外馆一带还冒出了多家集吃喝嫖赌抽为一体的旅舍,供有钱人在这里吃喝玩乐,许多八旗子弟也混杂其中,通过吃喝玩乐与来京的蒙古王公贵族拉关系,为他们到蒙古地界去游玩、狩猎创造机会。作家方彪的小说《四合院没了》对此有所描述。

  在外馆地区还有几家供蒙古王公和客商洗浴的大澡堂子。那些风尘仆仆从口外来的蒙古王公和客商们,进京前都要在这里泡澡、洗浴、搓澡和修脚。除清洁卫生,解除疲劳外,还有一项事要做,即清洗从草原带来的气味。蒙古人以食牛羊肉为主,身上难免有与内地人不一样的味道。有些王公因要进城去觐见慈禧太后,怕身上有羊肉味而引老佛爷反感。所以,他们有人要在这里泡好几天,好在大澡堂子都有饮食供应的业务。

  为了方便草原来客,外馆有些饭馆、澡堂子24小时营业,灯火彻夜通明,这在百十年前是很新鲜的事。除有商业、服务业,还有给骡马钉掌的作坊及给牲口看病的兽医。他们服务的主要对象也是从口外来的蒙古客商。清代八旗军中的蒙古八旗兵一支队伍驻在密云檀营,如果进京办事也喜欢在外馆附近打尖、休息。北京民俗专家金受申在《口福老北京》一书中,对外馆地区的饭馆及特色有记述:“有一家小饭铺人们只记得它的绰号是‘鸡鸣馆’”。这家饭铺“在安定门外鸾桥北,二道桥南路南,大悲院隔壁,以‘油炸炒面片’出名。至于得名的缘故,因外馆密迩出口客商,皆在此收晚,打坐地尖,夜不封灶,通宵营业,客商货车来京,无论日夜,皆到此齐集,日出上饭座时,已作过若干起营业,所以称为‘鸡鸣馆’”。“‘鸡鸣馆’除招待来往客商外,也有差弁、富户,多在此夜饮。

  金受申写的是清末民初时的外馆地区。他说“自清代以至民初两百余年,外馆最富,街道房屋极其讲究,今已拆落殆尽。”

  在上世纪80年代前,外馆地区十分破旧,到处是私搭乱建的小平房,街道也不整齐。改革开放后,这里高楼林立,车水马龙,许多商场及饭店在此扎根落户,外馆地区又成了城北的繁华地段,尤其在亚运会和奥运会召开时,更是热闹非凡。

  历史上的外馆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中,如果有人想研究老北京的商业史,外馆不应该被忽略,应该填补历史空白浓墨重彩加以记述,给后人留下一笔财富。(文/张双林;图/《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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