踏寻北京红色印记 |（五）信仰，从这里树立就没有动摇过
来源：《北京日报》 发布时间：2021-02-05
选择什么主义、确立什么信仰，这是20世纪初中国有识之士探索人生道路、寻求国家出路所面临的首要问题。五四运动前后，北京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主阵地，既是全国进步青年心向往之的地方，更是许多人理想信仰和革命初心确立的地方。毛泽东就是其中的典型。
毛泽东在五四运动前后曾先后两次来京，在北京大学、长辛店、豆腐池胡同、三眼井胡同、福佑寺、陶然亭、湖南会馆等地留下了自己的足迹。在这里，他不仅组织了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领导了驱张运动，更接触到了很多新思潮，与李大钊、邓中夏等人有了密切交往，最终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走上革命道路。
青年毛泽东
必须去求世界的学问
一城北京，半城胡同，每条胡同都有自己的故事。从旧鼓楼大街往东，拐进豆腐池胡同。一直往里走，一处不起眼的小院，外墙上嵌着“杨昌济故居”的标志牌。
位于豆腐池胡同15号的杨昌济故居，青年毛泽东曾居住在此。1984年1月，这里被公布为东城区文物保护单位。（摄影：刘岳）
时光倒转，光影闪现，标志牌化为了大门上“板仓杨寓”的铜牌。1918年8月19日，在声声蝉鸣中，一个瘦高的身影站在小院门外，轻轻叩门。这便是24岁的青年毛泽东。这是他第一次来到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京。
“板仓杨寓”是毛泽东的老师杨昌济的家。2个月前，杨昌济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举家从湖南迁往北京。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的毛泽东，受杨昌济之邀来京。他和蔡和森就在“板仓杨寓”里暂住了下来。
2005年8月12日《北京日报》8版报道，杨昌济故居正在进行修缮。
毛泽东此行的目的是为组织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之事。
1918年4月，由蔡和森、毛泽东、萧子升等人在长沙发起创立了新民学会。学会成立后，毛泽东、蔡和森等人进行了“新村生活”试验。他们计划在农村半工半读，同时研讨社会改造问题，幻想过一种人人平等、互助互爱的“新社会生活”。在岳麓书院半学斋，他们每天自学，过着脚穿草鞋、拾柴挑水的清苦生活。然而，这种“乌托邦”式的“新村”计划难以实现。
道路何在？按照毛泽东当时的话说，是必须去求世界的学问，从中加以研究、抉择。正当此时，毛泽东接到杨昌济从北京的来信，得知蔡元培、李石曾等创建的“华法教育会”正在倡导青年赴法勤工俭学，毛泽东十分赞赏。
随后，毛泽东率领二十多名湖南青年来京，组织他们赴法勤工俭学。他们居住分散，不便开展活动。不久后，毛泽东等人就在当时的北京大学附近的景山东街三眼井胡同吉安东夹道7号租了3间房，搬至此居住。和毛泽东同住的有萧子升、罗学瓒、蔡和森等7人。屋小人多，条件十分艰苦。毛泽东曾回忆说，“隆然高炕，大被同眠。”“我们大家都睡到炕上的时候，挤得几乎透不过气来。每逢我要翻身，得先同两旁的人打招呼。”冬天来了，北京非常寒冷，8个人外出也仅有两件大衣轮流穿。
然而，清苦的生活并没有打消毛泽东满腔的热情。他同蔡和森等人日夜奔波，制定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计划，设法开办留法预备班，安排第二批湖南青年30多人进保定留法预备班等等。为筹措出国留学经费，毛泽东可谓想尽了办法。他在杨昌济的协助下，和范源濂、熊希龄交涉，将一笔前清户部应退还湖南的粮、盐两税的超额余款利息提取出来，用做湖南青年赴法的旅费。毛泽东还曾两次到长辛店看望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的湖南学员，并教他们练习在学法文时如何卷舌。
毛泽东曾两次到长辛店探望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学生。上图为1918年12月27日高等法文专修馆北京长辛店师范、工业各班师生欢送李石曾赴法合影。下图为局部放大图，后排中为毛泽东。
革命不能等你们回来着手再干
不过，作为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的组织者，毛泽东送走了几批人，自己却没有迈出国门。这是为何？
毛泽东对同学们说：“革命不能等你们回来着手再干。”另外，他还曾这样解释：“我觉得我对我自己的国家了解得还不够，把我的时间花在中国会更有益处……我另有计划。”
当时，毛泽东坚持首先深入了解中国实际国情，有其更深远的考量，这也许是他后来能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要契机。
青年毛泽东第一次来京的生活，既艰苦又十分丰富。他后来回忆道：“故都的美对于我是一种丰富多彩、生动有趣的补偿……在公园里，在故宫的庭院里，我却看到了北方的早春。北海上还结着坚冰的时候，我看到了洁白的梅花盛开。我看到杨柳倒垂在北海上，枝头悬挂着晶莹的冰柱……北京数不尽的树木激起了我的惊叹和赞美。”与此同时，和杨开慧的恋情，也给了青年毛泽东以情感的慰藉。
1918年，长辛店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学生住宿的米家胡同。
直接受到李大钊的影响
北大红楼第二阅览室，迎门而放的一张旧式书桌后，风华正茂的毛泽东坐在那里，正忙着帮来借阅报纸的学生们登记。
北大红楼新闻纸阅览室（第二阅览室），毛泽东曾在此工作。（摄影：刘岳）
毛泽东刚来京时生计成了大问题。1918年10月，经老师杨昌济介绍、校长蔡元培书面推荐，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为毛泽东安排了份“书记”的差事。此“书记”和现在的书记概念并不相同，主要是负责整理图书馆第二阅览室的15种中外文报纸，包括《申报》《时事新报》《民国日报》、北京《晨报》《京报》《国民公报》《顺天时报》《大公报》及英文《北京导报》等，以及登记阅览者姓名。月薪8块大洋。
别看职位不高，这份工作却给青年毛泽东打开一扇大门。北京为当时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京大学人才荟萃、思想汇聚，各种思想、学术在这里争奇斗艳，浓厚的文化氛围、开阔的学术视野，是青年毛泽东在湖南根本无法接触到的，这使他感到非常兴奋，并被深深吸引。
在北京大学期间，青年毛泽东读到许多过去从未读过的书刊，研究了大量西方资产阶级哲学著作，如饥似渴地吸取各种新文化、新思想。他还见到了许多新文化运动时期声名显赫的风云人物。
他积极参加北京大学的两个学术团体——北大哲学研究会和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因此，结识了陈独秀、胡适等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广泛接触了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各种新思潮。毛泽东在湖南一师时就常常阅读这些新文化运动著名人物的文章，这时更不会放过当面请教的机会。他曾组织在京的新民学会会员在北大同蔡元培和胡适座谈。
更为重要的是，在图书馆工作的毛泽东，最直接地受到了李大钊的言论和行为的影响。1918年11月，毛泽东亲耳聆听了李大钊《庶民的胜利》的演说。后来，他又在《新青年》杂志上阅读了李大钊发表的《Bolshevism的胜利》等文章。
这些都使毛泽东开始具体了解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引导他朝着马克思主义方向发展。
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率中央领导机关自西柏坡迁入北平。当毛泽东看到古都城垣时，心中又泛起对往事的回忆，他无限感慨地说：“三十年了！三十年前我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奔波。还不错，吃了不少苦头，在北平遇到了一个大好人，就是李大钊同志。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了一个马列主义者。他是我真正的老师，没有他的指点和教导，我今天还不知道在哪里呢！”
寺庙里办起平民通讯社
1919年3月12日，因母亲病势危重，毛泽东带着眷恋之情，离开使他开始具体了解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北京，离开刚刚建立起恋爱关系的杨开慧。
不过，仅仅9个月后毛泽东就第二次来到北京。1919年12月18日，毛泽东率领湖南“驱张代表团”赴京请愿，住进福佑寺。
皖系军阀张敬尧于1918年4月任湖南督军兼省长，蛮横残暴，敌视湖南人民的爱国运动。1919年12月初，湖南各界举行的焚毁日货示威大会又被张敬尧武力驱散。毛泽东等人立即组织召开多次会议，决定发动全省学生总罢课，同时组织驱张代表团赴各地请愿。毛泽东亲自率领一个驱张代表团到达北京。
位于福佑寺的平民通讯社旧址。1984年5月，福佑寺被公布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摄影：刘岳）
福佑寺位于今西城区北长街20号，在苍松翠柏的掩映中，福佑寺静谧庄重。百年前的一个寒夜，寺庙后配殿里，长案一张，青灯一盏，墙上映出毛泽东挺拔的身影。他时而仰头思索，时而奋笔疾书，冷极了就搓搓手掌，呵上一口哈气，接着又埋头书写起来。
为公开揭露张敬尧的恶行，传播驱张消息，争取全国舆论支持，毛泽东立即在福佑寺创办了平民通讯社，并任社长。寺庙后配殿既是他们的办公处，也是他们的卧室，木板架起的通铺就是床，一张长条香案就是办公桌。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平民通讯社自1919年12月22日起，每日印发驱张新闻、稿件150余份，并向全国各大报社发稿。北京、上海和汉口多家报社发表社论或时评予以支持，形成强大舆论压力。
同时，毛泽东还积极联络在京的湖南学生和知名人士汇入驱张洪流，开展一系列驱张斗争。1919年12月28日，代表团在位于今西城区烂缦胡同的湖南会馆召开湖南旅京各界驱张大会。1920年1月28日，毛泽东带领请愿团全体成员冒着刺骨严寒，踏着积雪，到北洋政府总统府门前请愿。两个月内，代表团共7次请愿。北京成为湖南驱张运动的大本营。
1984年6月29日《北京日报》2版报道，湖南会馆旧址设立了纪念碑。
在全国强大的压力和湘军的进攻之下，张敬尧于1920年6月11日仓促乘兵舰逃离长沙。
驱张运动过程中，毛泽东的名字频繁出现在各种驱张通电和新闻里，其社会活动能力和政治才干越来越引人注目，为其日后参加革命运动奠定了基础。
三本书铭刻在心中
毛泽东第二次在京停留了大概4个月的时间。面对当时社会上乱花迷人眼的各种新思潮、新理论，青年毛泽东不经过自己的深思熟虑和透彻了解绝不肯轻易做出判断，他在1920年3月给友人周世钊的信中写道：“老实说，现在我于种种主义，种种学说，都还没有得到一个比较明了的概念”。
与此同时，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北京大学秘密成立，但毛泽东最初并不知情。虽未参与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发起，但这一时期毛泽东与李大钊、邓中夏、何孟雄、罗章龙等交往甚密，经常研究讨论关于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问题。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后，毛泽东充分利用研究会广泛搜集进步书刊的便利，阅读了当时关于十月革命的书籍和马克思主义著作，从而引导他逐步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此，他后来回忆说：“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阶级斗争》，考茨基著；《社会主义史》，柯卡普著。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1920年1月，毛泽东（左四）与湖南进步团体辅社成员在北京陶然亭合影。
可以说，这段在北京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人生经历，是毛泽东个人思想认识实现飞跃的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时间点。
由此可见，毛泽东理想信仰和革命初心确立的地方，就是北京。
百余年前，毛泽东等最早一批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先进分子，成为创建中国共产党的中坚力量。时至今日，胸怀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中国共产党人，正推动中国向着正确的光明的方向坚定前行。
（来源：《北京日报》2021年2月4日，第18版；本版文字：侯莎莎；图片：原文配图；历史资料：《北京红色遗存》《北京的红色觉醒》长辛店二七纪念馆、京报集团图文数据库；联合出品：北京日报、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 市地方志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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