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栻[shì]（1133-1180）是南宋著名理学家，湖湘学最重要的代表之一。在他领导之下的湖湘学不仅在当时成为影响力最大的学派，而且他的“经世致用”等思想也成为后来湘学精神最重要的源头，并因此造就了一大批济世安邦的卓越人才，比如王夫之、曾国藩和左宗棠等。毛泽东就读的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的前身就是张栻当年创办的城南书院。因此后人有“清季以来，湖南人才辈出，功业之盛，举世无出其右”之评价。

　　张栻的思想在历史上备受学界推重，习近平总书记察见其特殊意义，从而多次表达出对此的重视。2018年12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曾经引用张栻的话“行之力则知愈进，知之深则行愈达”，来表达看重认识和实践互相促发的重要性；2020年9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又莅临张栻曾经主教的千年学府岳麓书院，并认真看了张栻写的《岳麓书院记》，对其中的一些基本理念，表达了深切的认同。因此，认真理解和挖掘张栻的思想，不仅是我们继承和弘扬传统文化的题中之义，更对于我们今天借鉴湘学精神和利用湖湘学的精华思想，具有重要的意义。

《岳麓书院记》

　　“为所当为”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抉择

　　张栻曾经说过：“儒者之政，一一务实，为所当为，以护养邦本为先耳。此则可贵也。”其中两句话，我们可以把顺序调整为“为所当为，一一务实”，这两句可以看作张栻伦理思想的总纲。前者是说明我们抉择一切行为的动机和准则，后者则强调切实落实这种行动，即知行合一的重要性。从前者来说，我们可以把张栻对此的理解划分为三个层面：

　　（一）所谓“为所当为”，其中的“当”实际上指向的是“义”或者“天理”。因此“为所当为”这个命题的本质首先是张栻的义利之辨。孔子曾经说过“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也说过“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因此义利之辨，从孔孟起就成为儒家思想中的重要议题，甚至是儒家的精神血脉之所在。继承孔孟的这种鲜明立场和重要思想，张栻指出：“学者潜心孔孟，必得其门而入，愚以为莫先于义利之辨。”这是说，在一切行为动机上从“义”而舍“利”，是儒学“入门”的标准；或者说得更通俗一些，这就是儒学理解的做人“及格”的底线所在。

　　（二）所谓“为所当为”，其中的“当”，有一个显见的具体体现，就是儒家的人伦义礼，因为“夫人伦之在天下，不可一日废，废则国随之”。张栻对此的具体理解，可以从两方面来把握：一者，张栻认为这种人伦义礼，就体现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妇妇等方面对义务双方的同时要求；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忠君爱国”的民族情感和大义气节。张栻在临死前的《遗奏》中也曾经直接表明自己的心迹：“臣再世蒙恩，一心报国”；他的这种爱国主义思想和情怀，以及他短暂一生对此“蜡炬成灰”的践行，都成为后来湖湘学爱国主义精神的重要来源；二者，出于对人伦义礼的看重，张栻认为所有的教育都应当以此为基。教育关系国本，在张栻看来，教育的目标既不是培养利禄之辈，也不是培养腐儒，而是立足人伦之基而培养其实学之能，造就真正的人才；反过来说，如果教育没有从人伦出发，就是本末倒置，其害无穷。同样的，对于学子自己的学习而言，人伦所在也是学之所重：“其所以学者，何也？明人伦也。”

　　（三）所谓“为所当为”，对于“当”的判断，应当防止一己自是，只有外充之以“学”，内验之以“性”，才能在复杂的社会和人生情状中，作出精微而准确的取舍。张栻作为知行合一的儒者，对于“天理至微而难明”有切身的体验，而“其所谓善者，亦未免日沦于私意而不自知也”更是对我们行为抉择的具体提醒和深切警示。所以为了避免这个问题，张栻从两个方面提出了应对之策：其一，“学也者，所以成身也”。张栻认为，终身学习，非但不是一个奢侈的要求，反而正是“成”其为“人”的基本要素。尤其考虑到我们常常自是己意，在不自知的情况下，混淆善恶和理欲，所以张栻借助《大学》而指出“大学之道，以格物致知为先；格物以致知，则天理可识而不为人欲所乱”，此处“格物致知”的重要落实之一就是读圣贤之书而深体察乎义理；其二，“圣学无所为而然也”。此处的“无所为”是相对人的“本性”而言的，因为张栻继承孟子的“性善论”和胡宏“性”为“天下大本”的观点，以“至善”之“本性”为万物之本，因此所谓“无所为”就是“顺”于“性”而发，或者“直”于“性”而发；反过来说，如果在“本性”之外，有所矫饰或者造作，则必然是对“本性”之“至善”的妨碍，也就流于“恶”了，所谓“凡有所为而然者，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因此我们应当培养深入自察自省的习惯和能力，必要沉潜于本心本性之域，精审于“无所为”之标准，才能根本上保障我们对于“至善”的判断和跟从。

　　“一一务实”的实学特质和经世精神

　　“圣门实学，贵于履践”，儒学即实学，看重实践是儒学恒久不变的珍贵品质。张栻对此尤为强调，并从三个不同角度构建了对这个问题的丰富思考，使“践履之实”成为湖湘学的典型学派特征和优良传统：

　　（一）强调道德实践功夫对每一个人必不可缺的重要性。张栻认为，人必须切实通过循序渐进的道德功夫才能真正接近或者成就自己至善的道德品格，躐级越等的傲慢或者毫无章法的盲目，对于达到反本复性的崇高目标是远远不够，甚至南辕北辙的。

　　根据二程的观点，学者功夫主要有两个基本点：“窃考二先生所以教学者，不越于居敬、穷理二事”，其中“致知，所以明是心也。敬者，所以持是心而勿失也”，即：“格物致知”和“居敬”都是发明本心的功夫。

　　而在两者之中，又尤其以“居敬”为功夫之要，所谓“敬者，人事之本。敬道之成，则诚而天矣。然则君子之学，始终乎敬者也”。在张栻看来，“敬”的关键在于“主一无适”，它具体体现在两种情况下：其一，在日常情境中，察识“性”体之“用”，即“良心”之“端倪”，由此逆觉体证本心本性而以“敬”涵养之；其二，“在未识大体者且当据所与知者为之”，换言之，即使未能通过先察识“端倪”而认识本心，也不当因此忽略平时的涵养之功，正是在此意义上，张栻才强调“盖动容貌、整思虑，则其心一，所以敬也。”。因此综合而言，张栻认为，“敬”是人事之本、功夫之本，无间于动静的持续以“敬”涵养自心，对于每个人都是始终不可或缺的立身之基。

　　（二）重视践履，强调经世致用。张栻认为人们非常容易忽视的一点在于，过于强调“知”在“行”先，反而因此忽视了“行”的重要性；没有意识到“知”和“行”之间互相促发的关系，导致“真知”的落空和轻“行”的弊端。因此知行并重，才是合理的态度。而从“行”的维度上说，张栻又特别强调“经世致用”应该成为儒学的重要品质，由此，张栻主张儒家所看重的人才并不就是书斋里的学者，而是具备经世致用与安邦之才的实干家，比如“盖君子于天下之事无所不当究，况于兵者”。这使得湖湘学在宋代整体偏重心性之学的氛围中体现出尤为刚健和笃实的特性，并对后来的湘学精神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来源：学习强国平台—北京学习平台；作者：吴亚楠，作者为南开大学哲学院副教授；图片：原文配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