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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孝价值观在两汉确立

来源:《学习时报》  发布时间:2020-02-17

编辑配图(图片来源于网络)

  从秦汉开始,有两件事情伴随着整个传统社会,即在政治上实行皇帝制度和中央集权制度,在经济上一家一户成为社会的细胞,是社会和经济组织的最基本单位。在组织形式上,一家一户十分松散,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方式又十分简单,其社会活动只限于当地狭小的地域内,这就与中央集权制度所要求的政令畅通、上下一致发生了矛盾。统治者所要做的,就是要找到一个好的办法来解决这个矛盾。这个好办法就是通过宗族和人所共知的崇拜祖先观念,把一家一户组织起来,从而统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方式。从皇帝到百姓,每个人都有父母,因此孝就可以成为把百姓统一起来的一条线。

  在汉初,还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就是存在着九个同姓王。刘邦在死前干的最后一件大事就是相继翦灭了严重威胁其统治的七个异姓王,并随后分封了九个同姓王,他实行郡国并行制的目的,是试图形成地方同姓王共同拱卫皇帝的统治格局。后来的事实表明,同姓王并不可靠,于是就有了公元前154年的七国之乱。同姓王与皇帝在政治上是君臣关系,但在血缘上又是子弟和父兄关系,因此,孝道也就是忠道。这就是人所公认的汉朝以孝治天下的原因所在。

  为了推行孝治,汉朝统治者采取了不少办法。首先,向天下宣示皇帝本人即是行孝的典范。其次,通过察举制推行孝道。再次,褒扬忠臣孝子。

  “独尊儒术”的确立

  统治者在汉初实行的无为之策对于恢复经济和复苏民生意义重大、效果明显。但是,作为统治阶级的长远治国之道,无为之策并不可行。其主要原因是,按照任民自为的办法,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必然出现土地兼并和富人的产生,贫富分化带来阶级矛盾,从而威胁王朝的统治。更为重要的是,无为之策的思想基础是黄老之学,黄老之学的理论前提是自然论,自然论对人性的认识是人人自私、趋利避害,按照这种认识,就难以教化百姓、建立人人遵守的统一伦常道德,更不可能把百姓与国家更紧密地联结在一起,提高中央集权制度的统治水平。

  公元前134年,大儒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董仲舒的重大贡献就是他既联天地古今,又接现实利害,被武帝所采纳,从而实现了西汉的治国之策由黄老向儒术的重大转变。董仲舒主张天人感应,而“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从阴阳的角度看,“孝子之行,忠臣之义,皆法于地也,地事天也”。

  董仲舒的思想,对西汉的统治阶级产生了较大影响。到了东汉时期,郡县官学普遍建立,儒家的思想传播日广、浸淫日久,影响越来越大,忠臣孝子大量出现,儒家思想逐渐成为全民族的思想意识,于是,忠孝的观念逐渐成为全社会所共同的核心价值观念。

  忠孝观在东汉形成的过程

  在整个两汉时期,统治者在坚持兴教化、行孝治上是一以贯之的,但对忠孝的认识和实施上经历了一个过程。在西汉,刘邦分封兄弟子弟为列国,就是认为血缘关系是可靠的,封国会因孝而忠。刘邦的想法是错的,做法是开倒车,因而死后40年,就发生了七国之乱。之后,发生了两件大事,对西汉的意识形态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一是盐铁会议,二是石渠阁会议。盐铁会议的议题是“民所疾苦,教化之要”,贤良方正们在与官僚们的激烈争辩中,以义在利先的思想逻辑占了上风,体现了儒家思想的巨大力量。之后的石渠阁会议由宣帝召集诸儒“杂论五经同异”,并亲自裁判是非。石渠阁会议取得两个统治者所希望的成果,一是向天下表明了皇帝不仅是最高的政治领袖,也是最高的经学权威,经学的思想观点成为政治的最高法典;二是礼学和礼制受到空前重视,成为礼仪制度向全社会特别是基础社会普及的开端。

  东汉建立后,光武帝对实施儒学和礼仪教化有着高度自觉,史称“及光武中兴,爱好经术,未及下车,而先访儒雅,采求阙文,补缀漏逸”。光武帝历经战乱,深知弘扬忠道的重要性。在选拔官吏上,坚持孝悌公廉的选拔标准,其中又以气节高尚、忠君不二为上。之后的东汉诸帝也十分重视弘扬儒术,健全礼制。

  在东汉,还有两件影响重大的事情,一是白虎观会议,二是地方学校的兴起。前者是统一儒学思想,后者是落实儒家之具。

  白虎观会议的召开,有着现实和逻辑上的双重需要。自董仲舒以来,儒学虽立为独尊,他的思想并未被其他各派所公认,今文学派中,有谷梁派反对他,今文之外,又有古文学派,后来又有谶纬学派。这些学派虽然相互激烈争鸣,但其立意都是为了论证和说明“君臣之正义,父子之纪纲”这个主题,这个主题,既是统治阶级所大力支持的,也是各派经学探索的方向。正义为忠,纪纲为孝,因此,争鸣的过程,既是深化认识的过程,也是忠孝教育的过程。

  在东汉,学校和教育也得到巨大发展。从国家设立的太学来看,在校生的人数从西汉末的数千人猛增到质帝时的3万人,之后这些数以千万计的太学生,以清议和名节相标榜,同黑暗的宦官势力展开了殊死斗争,不惜共赴国难,他们的壮举是忠孝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的不朽历史见证。从私学的发展来看,相较于西汉的私学,东汉的私学得到了爆炸式的发展。东汉教育和学校的大发展与两个因素密不可分,一是在物质条件上,东汉时期造纸术的发明,二是统治者不遗余力地推行教化,这两条对于传播文化、发展教育发挥了巨大作用。

  到了东汉的中后期,在全社会的意识形态领域发生的一个巨大变化,就是忠孝观念人所共知,忠臣孝子大量出现。在西汉,忠臣孝子已有所零星记载。到了东汉中期以后,有关忠臣孝子的记载在《后汉书》《东观汉记》等书就突然多起来,令人目不暇接。其中,在发生于公元166年的“党锢之祸”中,陈蕃、李膺、范滂等一个个忠烈之臣彪炳史册,事迹皎然,光照千秋,动人心魄。

  在桓帝、灵帝时期,朝政空前黑暗,为维护皇权,扫除奸恶,一大批正直勇敢的清流大臣和官员与把持朝政的宦官集团展开殊死斗争。在这场持续时间达10余年之久的惨烈斗争中,被诬为党人而下狱者达千人,受牵连者数千人,百余人惨遭杀害。千载以下,重温《后汉书·党锢列传》中的忠烈,睹其为救时艰、慷慨赴死之举,思其铮铮铁骨、顶天立地之节,犹为之肃然起敬、泪洒面容。一代名臣陈蕃为宦官所杀,捐躯死国,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实践了自己“大丈夫当扫除天下”的少时豪言。司隶校尉李膺在得知朝廷搜捕党人说:“事不辞难,罪不逃刑,臣之节也。吾年已六十,死生有命,去将安之?”于是主动投狱,被拷打致死。名士范滂得知逮捕自己的诏令时,即决定马上投狱,县令郭揖感其忠义,解下印绶愿与其一并逃亡,范滂说:“滂死则祸塞,何敢以罪累君,又令老母流离乎!”于是,就去与母亲诀别,当范滂求母亲忘生离死别之情勿增哀伤时,深明大义的母亲却说:“汝今得与李(膺)、杜(密)齐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复求寿考,可兼得乎?”范滂两行叩头之礼后诀别母亲,回过头又对他儿子悲壮而沉痛地说:“我想让你作恶,但恶事不该做;想要让你行善,但你父亲我就是不作恶的下场!”这些话,既是忠君报国的宣言,也是对黑暗社会的血泪控诉!

  回顾秦汉的历史,在秦朝统一中国之初,华夏民族还是由三个文化圈组成的,即齐鲁三晋的中原文化圈、关中地区的西部文化圈和南方的楚越文化圈。在秦汉两朝的历史演进中,生活在这三个文化圈中的人们逐渐形成了大体相近的民族意识、民族性格、民族文化和民族习俗,于是三个文化圈在汉朝逐渐融合为共同的中华文化圈,中华民族的主体——汉族也随之诞生。忠孝价值观,既是推动汉民族形成的巨大精神力量,也是汉民族形成的重要标志。

  (来源:《学习时报》2020年02月17日 第A7版;作者:顾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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