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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读书日 | 八十年代的阅读记忆——老北图

来源:北京晚报 —北晚新视觉网  发布时间:2016-04-23

  编者前言:每个爱书人都有对自己心仪的图书馆的想象,乃至回忆。而从图书馆汲取过营养的作家,即使在其虚构作品中,也能窥出他对这一特殊所在的情感。在我看来,出生于北京的小说家宁肯,大概是最愿意以图书馆入小说的作家之一。人们在他早期的作品《蒙面之城》中,可以与图书馆相遇,也能在近两年的新作《三个三重奏》中,看到那个坐轮椅的读书人身处图书馆的场景。

  一年一度的世界读书日即将到来,宁肯的这篇文章,或者会唤起同龄人的共鸣。那既代表了刚刚走出精神饥渴的一代人的状态,也是对北京这座城、一些地标性图书馆的回忆。

  北京图书馆(老北图)与北海二者离得太近,一栅之隔,从大的空间上看,北海—北图完全可以看作一体。如果坐在阅览室靠窗的位子伸个懒腰或休息一下眼睛,即可望见北海碧波荡漾,轻舟影斜,琼岛春阴。特别是冬天的雪,银装素裹,白塔显得更加素白。换句话说,北海的四季就是北图的四季,没有对北海的记忆,北图的记忆是不完整的。

  北图的前身是京师图书馆,仅仅建筑本身便不可多得,是古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空间作品,后来再也找不到如此完美的古代与今天结合。一进北图并不算宏伟的朱门便可见裙楼分布在主楼两侧,形成两个面积很大的天井花园。主楼文津楼为汉白玉雕栏、石阶,类似故宫的某个大殿,龙雕显示着东方气度,整体建筑平面造型为“工”字形,预留了未来发展空间。建筑高度17.99米,总建筑面积9622平方米,仿木钢筋混凝土架构与细部做法合乎清代营造则例。内有数千种不同年代的地方文献资料,从宋代最早形成规模的方志影印本,到方志发展鼎盛时期的明清两代古籍,从最早的馆藏南宋辑熙殿、明文渊阁到清内阁大库的藏书,江翰、夏曾佑、梁启超等先后当过馆长。内部功能设计灵活多变,完全现代,集借、阅、藏三位一体,打破了古代“藏书楼”封闭办馆观念,读者、书籍流动起来互为通道,配楼阅览室与半地下书库,以木旋梯上下连通,颇方便取书。书报加工、编目、办公则隐于中廊及后楼底层相对独立的区域,各阅览室、研究室环境优雅,舒适,光照充足,而汉代瓦当屏风又提示着历史与时间,本身就是一部大书。

  馆内有个小门,可直接走进北海,一见碧波与神秘白塔,但多年来我从没找到过传说中的小门。

  “打开窗子吧,让自由的空气重新进来”

  北海、北京图书馆,两者不可分割,是那时京城的圣地,知识的最高殿堂、象征和宝塔顶,有多少学子曾在这里攀登?谁没来过北图?走府右街也好,走南长街也好,走鼓楼、景山后街也好,四面八方的人向这儿汇集,那时有多少人在向心的路上,以至未开门北图门前已排了长队。非正常的十年之后,书是最让人饥渴的东西,书荒是最大的荒,真是荒原。艾略特《荒原》影响为什么那么大?因为不用知道诗的内容,仅仅这两个字就是写照。

  我的情况也有点特殊,1978年参加高考未能达到录取分数线,不久大办分校,300分以上的全部录取,幸运之神把我收进大学。但我上的大学没有操场、宿舍、礼堂、主楼、阶梯教室、图书馆、草坪,更没有水面或树林。没有实验室、报告厅,甚至于没有教授——靠教室内的闭路电视教学。只有一个四层楼、一个篮球场、一个食堂。学校原是一所中学,坐落在北京南城的南横街里的一个小胡同里,稍大点的车都开不进来,离法源寺与伊斯兰教协会的大绿包都很近。没有宿舍,每天我们像小学生一样上下学,那时这条胡同混合大中小三年级学生的上下学人流,也算当年的一个奇观。

  但是尽管如此,我们却没有任何怨言,我们仍然觉得是这个时代的幸运儿。而且既然是走读,既然每天穿过这个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城市,我们不妨把整个北京城都看做我的大学,就如同高尔基的大学,而北京图书馆也就理所当然成为这所大学的图书馆。

  每每走进北京图书馆,站在汉代瓦当屏风处,以及具有空间感的连接半地下书库与阅览室的木旋梯上,我都有一种深邃的大学感。窗外的北海比之未名湖甚至东湖如何?每每在北图感到一种巨大的安慰。特别是我立志于写作,作家不需要培养,无需教师,书与图书馆就是最好的老师。唯一遗憾的是这儿不是一个人、一所学校的图书馆,是所有人的图书馆,每天来看书的人太多了,平时还好,一到周日就得拿号。为了一个好的座位,比如必须靠窗的座位,早上五点多点就得起来,排在前边的有选择座位号的特权。

  回想具体的借阅过程,每一个细节都有岁月的温度。通常拿着借书证先到主楼一层选书,这里有许多有小抽屉的柜子,抽屉里有许多卡片,每张卡片上记有书名、作者、出版社、内容简介。有字母排序,一个字母是一类,抽屉是大类,字母是小类。很多时候并不知看什么书,而是翻类,觉得是想看的书就记下编号,上到二楼借书的地方送上编号,传送带把书慢慢从书库传出,管理员将书送达手中。拿到书绕过二楼的天井,就可以到环境优雅的大阅览室尽情阅读。阅览室的长条桌上有绿色灯罩的台灯,天阴或光线暗时,打开台灯可以清楚地看书,即使天气好也有人愿开灯。

  西配楼是另一个独立借阅区,这里的书刊不能借回家看,只能在阅览室看,闭馆送回。与主楼不同,这里设计简单,阅览室与借书处一体,选好书到柜台上交给管理员即可。进门处同样有许多卡片柜子,上面排列着许多卡片抽屉,抽屉上标明文学、艺术、历史、音乐类别,拉开抽屉里面依然是更细分的卡片,旁边有借阅单,选好书,填写好借阅单,交到柜台即可在座位上等书了。这里用学生证即可借阅,通常拿学生证换座位号,学生证押在阅览室前台,走的时候再用座位号换回。我经常来这里借阅,因为这里可以借到最新的杂志期刊。我从来没借过解放前的杂志期刊,我要呼吸的是当代,杂志期刊便是最当下的呼吸。特别正是思想解放时期,必须了解当代,呼吸当代。当代与名著,我在这里保持着交叉阅读,如果我不选择文学而是选择做学问,我会更多选择文津楼借阅,那儿不仅环境好而且是中国古典文献宝藏。在那儿可以两耳不闻窗外事,是真正的做学问之地。我相信那里做出的学问是大师级的学问,哪怕没有师承。但我要的是原创,是从古至今的原创,包括国外的原创。我需要将曾经禁锢的一切窗子打开,那时流行着罗曼·罗兰在《贝多芬传》中的大声疾呼:“打开窗子吧!让自由的空气重新进来!呼吸一下英雄们的气息。”贝多芬是冲击那个时代最强的人之一。我就不一一列举在这儿读到的书了,你可以想象北京图书馆是一个怎样的世界。

  不仅是阅读,还是生长

  当然,一个年轻人,面对这样巨大的世界也会感到孤独。但孤独并不源自书,书没问题,孤独源自自身、青春。我二十出头,青春发育完好,而这儿并非真的我所在的大学的图书馆,因为这儿没有同学、校友、老师,这儿全是社会人、陌生人。但这儿又同样都是年轻人,都在发奋阅读,实际又有共性,有共性就不免产生共同体的感觉,不免想入非非。如果旁边坐着一个女孩,余光常常不由自主映现一种类似海市蜃楼的东西,心就有点乱。公共场所,读书的女孩总有一种唯美,一种莫名的动人,仿佛她们应该在自然界,但在这儿就更是神奇。如果偶或对视一下,内心就更是轰然,但还要装作若无其事,并且知道这是虚妄的。这样的情况是经常的,并非同一个女孩,今天是这个,另一天是另一个,一次次海市蜃楼,一次次自生自来,有时非常强烈,虽然一整天都在阅读,某种东西却挥之不去、如影随形,在图书馆的穹顶之下难以自已,突然崩溃。直到女孩消失,第二天也未见,症状才彻底消失。我太清晰地记得那种周围全是人的寂静与孤独,那种青春相关却又毫无关系地各自绽放,空间飘荡着花粉,绿又是一种无可争议的沉默,只得死心踏地回到书中。有时读书的效率很低,恍恍惚惚,一天就过去了。为什么那么怀念北图,为什么温暖而百感交集,因为那里不仅仅是阅读,因为就算是读的书也和现场关联,普希金的《驿站长》,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难》,拜仑的《瑭璜》《希腊的少女》,汤显祖的《牡丹亭》,王实甫的《西厢记》,李商隐,秦观,济慈,雪莱,一切都和青春相关,一如眼前的读书少女,窗外的碧波、烟树、白塔……多么青涩、迷幻……

  但青春实际上又是一个慢慢凝固的过程,因为如此迷幻,所以凝固之后才依然那样富有生命力,外表像石头内心依然敏感,“石头虽坚硬,可蛋才是生命”,一句摇滚歌词说明了那时的青春,图书馆的青春。

  永远感谢北图的阅读,因为那不仅仅是阅读,还是生长。我不知道那时如果一头扎进古典文献会怎样,比如先秦、诸子百家、《左传》、《资治通鉴》、王阳明或程朱会怎样,我相信也一定不会比我作为一个作家差,或许更有所成也未可知。北图不会辜负人,会成就各种凝固青春的人。

  北图斜对面,有家朝鲜冷面,不知各位还记否?泡北图,中午填肚子总是问题,如果不带饭,中午简单的吃食只有去那儿,那是附近唯一的一家餐馆,没第二家。之前它好像不是餐馆,只是个早点铺,有一天,忽然就改成了“朝鲜冷面”,很简单的几个红底白字,没一点文化却引来无数学子。这是1979年或者1980年的事,最迟不过1982年的事。如果它不是京城第一家朝鲜冷面,也是最初几家之一。面馆面积不大,七八张桌子,远远不够来人坐的,人们只能站着,堆在门口,或就在门口吃,远远看去这儿就像蜂窝一样饱满热闹。冷面有诸多特点,经济、快捷、凉爽、筋道,有一片苹果、一片牛肉、一瓣鸡蛋,营养也有了。无疑是一种文化,是足以对应北京图书馆的那种文化。说是斜对面,其实还是有些距离的,出了北图,得沿文津街往西走,过了宗教局,到府右街丁字路口才是面馆。尽管如此,学子们还是源源不断向这儿走来。

  另外,出来吃饭要退掉座位号,回来可能就没座位了。要重新排队,有了空位才能再进去。不过对于图书馆的常客也还是有所照顾,图管员基本已认识你,软磨硬泡,千恩万谢,也可不退座位,也可打破成例。读书苦其实有时就体现在中午。感谢那时的管理员,那时总有一种人性,一种变通,在经历了劫难之后,都有一种同情,一种悲悯。即使有规定能忍心一个如饥似渴的阅读者饿着肚子阅读吗?能忍心他回来就没座位了吗?特别又是常客。

  后来北图搬迁到紫竹院,改名叫国家图书馆,北图的宫门一样的大门关上了,有点像当年北海的关闭。当然不一样,但感觉仿佛一样。这儿不再是我的地方,我曾那么熟悉的地方,一下变得如此陌生。紫竹院的国家图书馆我拢共去过不超过三次,喜欢紫竹院,却一直喜欢不起来国家图书馆。有时路过北海老北图,却没一次尝式推一推沉重又沉默的大门。

  应该和老北图告个别,但是怎么告呢?于是最后一次去国图,算是向老北图告了别:一种双重的告别。八十年代也是一个告别的年代,甚至不是一个怀旧的年代,就是告别。九十年代之后至今又路过许多次老北图,一次见到挂起白牌,写着“北京图书馆分馆”,觉得像是某种玩笑。干脆什么也别标了好不好,要么干脆改成北平图书馆,或者只叫“中国图书馆协会”也行,反正只当北图没存在过岂不更好?叫分馆我不接受,如同一个人可以是别的什么人,但不能既是别人又是自己。我想说的是,我当年的北京图书馆无可代替,我的饥饿,我的青春,都在那儿保存着。

  虽然再没去过老北图,但“图书馆”——这一符号已深深嵌入我后来的写作,我的五部小说都出现了书的主题,有三部直接写到图书馆,图书馆成为我的小说中不可或缺的内容,甚至情节的发动机。我最新的长篇小说《三个三重奏》干脆写了一个人一生最大的梦想就是建一个自己的图书馆,而他居然建成了,在这个人看来,那所有存在的都已存在于书中,他不必来到现实之中,甚至不必拥有现实——这不就是当时我在北图的情形?你凝视过什么就会被什么塑造,凝视过虚无会被虚无塑造。(文/宁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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