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前，北京流行评书、大鼓书。当时，北京规模较大的书茶馆有天桥地区的“德义轩”、西安市场的“欣福来”、崇文门外的“三友轩”、朝阳门外的“义和轩”……

　　1922年，一位姓张的掌柜看好有“二天桥”之称的朝外坛口儿市场街，开了一家书茶馆，面积大约二百平方米，能容二百来人，“义和轩”木匾挂在门头，长90厘米，宽40厘米，行书，大红漆字，用双勾法雕刻，笔力雄健，端正流畅。

　　各行有各行的规矩，要想开书茶馆，先得请齐一年12位说书人，6人“说晌午”，6人“说灯晚儿”，排好说书的顺序，类似于码出一年的节目单来。张掌柜照着规矩来，经过前期邀约运作，一众说书人在袁杰英的率领下，来到义和轩举行破台仪式，认门开宗。人们常说评书祖师爷是周庄王，业界却普遍认为，真正意义上的评书创始人，是明末清初的艺人柳敬亭。破台仪式之后，书茶馆才被业内接纳，说书人才敢来说书。

　　上世纪二十年代，北京有书茶馆七十多家，知名的不知名的说书人有一百来位。每位说书人在一个书茶馆内一次说俩月，说完一部大本评书叫“一转儿”。头路角色才能待得住一转儿，二路角色时常做不到一转儿，三四路角色则畏而不往。说书人到某书馆说书，如果不上座，说书人辞了馆另寻他处，同业人会讥诮他在某书馆“磕出去”了，“磕出去”是评书界最没面儿的事。

　　义和轩每天下午2点开书、4点结束，晚上7点开书、10点散。在书茶馆里说书，分为“说早儿”的、“说晌午”的和“说灯晚儿”的。一般名角儿都是“说晌午”的或者“说灯晚儿”的，而那些学徒的、刚出师的以及名气不大的，只能“说早儿”。义和轩一上来就只安排“说晌午”的和“说灯晚儿”的，说明请的全是叫座的名角儿。

　　“书座儿”（听众）里面有老的，有少的；有穷的，有富的；有大字不识的，有饱读诗书的。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卧虎藏龙，什么人都有。开书点一到，说书人拍一下惊堂木，目光炯炯，环顾四周：“钢刀劈水水不开，钝斧劈冰冰粉碎；蜜饯黄连中心苦，强摘瓜果不能甜。”定场诗（又叫开场词）说完，说书人将惊堂木再“啪”地一拍。

　　每天说书，前面都有这么一段，有的说格言，有的说警句，有的说古诗，有的说新词。有的人天天不重样，有的人一转儿老是那四句。短短几句，让你有所思、有所悟。开场词说完了，进入正式说书，昨天说到哪儿，今天得哪儿接。

　　当年刘继业在义和轩说《济公传》，天天满堂。他说书诙谐风趣，使出的“包袱儿”后味无穷。袁杰英大高个，长得帅，一双大手跟蒲扇似的。他有两个听上去有些矛盾的外号，一个是“不卖力气的袁杰英”，另一个则是“累不死的袁杰英”。他说书的特点是武书文说，不闹不躁，说表中蕴含人情事理，娓娓道来，坐谈打斗，一招一式，条理分明。说《施公案》时，头三段，你听不出来他说什么呢，可后三段，你的耳朵追不上人家的嘴，邦邦邦邦邦邦邦……听着那叫一个过瘾！最有特点的是，快说完了的时候，他讲一段小笑话，不仅现场逗你乐和，事后回想，一个人都能乐出声来。

　　品正三自幼秉承家学，他以家传《隋唐》为基础，参照双厚坪的《隋唐》，编演了一部长枪书与短打书相结合的《隋唐》。许多评书艺人说《隋唐》，只到“李元霸锤震四平山”，而品正三的《隋唐》一直说到大唐开国，最为完整。品正三说书还有一大特点，他在台上特别活跃，跳来跳去，闲不住，加上语速又快，所以外号“狗豆子”。

　　说书一般都站着，唯独连阔如爱坐着说，所以“书座儿”给起了个外号叫“大座钟”。他高音儿大嗓儿，声如洪钟，底气十足。“岑彭，马武，对花刀，在五科场……”连阔如尤擅模仿骏马嘶叫，一声声马嘶，或一骑绝尘，或万马奔腾，让人顿有身临其境之感。

　　其他说书人还在书茶馆说书时，连先生就率先到私人电台说书了，后来王杰魁也常年在私人电台说书。到了王杰魁说书的时间，各商号的收音机一播放，行者驻足，商家停贾，挑者卸担，大街空荡荡，小巷静悄悄，故得了“净街王”之美称。

　　转眼几十年过去了，张掌柜诚实守信，为人厚道，不管是说书人还是“书座儿”都给他竖大拇指，以致后来旧京流传一句“东有义和轩、西有赵一轩”的顺口溜。新中国成立后，朝外大街又出现了几家书馆。1959年公私合营，义和轩与千和轩、凤家书馆、杨家书馆、金家书馆、如意轩象棋馆，六家合并改称朝阳区联合书茶社。1966年书茶社停业。

　　（来源：《北京日报》2021年4月29日，第15版；作者：李学燕；图片：原文配图，本版绘图选自盛锡珊《老北京市井风情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