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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定河航运史

来源:《北京日报》  发布时间:2020-11-27

 永定河门头沟段风光 新华社记者 李欣摄

   近日,永定河补水水头抵达位于金门闸的市界,实现永定河北京段在半年内的第二次全线通水,这也是北京永定河首次秋季生态补水,一路美景如画。

  历史上永定河善徙、善淤、善决,其实它还曾经是北京地区重要的航运水道。

  永济渠助力桑乾河

  在隋唐及以前,永定河下游河段就曾被用来运输粮草兵丁。辽、金、元相继在北京地区建都之后,这里成了北方乃至全国的政治中心,其对粮食及各类物资的需求随之剧增,漕运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利用永定河漕运物资也就顺理成章了。

  隋唐时期,永定河被称为桑乾河,其主流河道也逐渐迁徙至㶟[léi]水故道,分为南北两派,其中南派称桑乾河,北派称清泉河,这一时期水量较为稳定丰沛,因而有航运之利。

  《日下旧闻考》中收录了一篇明代僧人南浦撰写的《重修镇海禅寺记》碑文,这则碑文记载了隋朝仁寿年间的一件事情:有位卢姓高僧从江南乘船北上,船最远走到哪儿自己就到哪儿留下,即“船止则止”。他沿大运河北上,又逆流桑乾河继续行进,直至幽州西山脚下而止。这位高僧便就此住了下来,附近的一座山也因这位高僧在此讲经而得名卢师山(今八大处附近),山下建寺,称卢师寺。这个故事说明隋代的桑乾河是可以行舟的,事实上,当时的桑乾河通航能力远不止于此。

  桑乾河在历史上曾经发挥巨大的作用,是京杭大运河的一段。为了加强南北交通以及征伐辽东的考虑,隋大业四年(608年),朝廷动用河北数郡百万余民工在黄河以北开凿永济渠,从今河南武陟县向东北,经新乡、内黄、大名、馆陶、清河、德州等地,与潞河(今北运河)连接,沿潞河北上,至雍奴县(在今天津武清杨村西北)北,转向西北,顺桑乾河北派清泉河而上至涿郡。

  永济渠的开通,大大缩短了南北交通的时间,因此增加了漕运的规模和运力。大业七年(611年)二月,隋炀帝自江都行幸涿郡,“御龙舟,渡河入永济渠”,四月到达涿郡的行宫临朔宫。循南北大运河自今江苏扬州到北京,只用了不足两个月的时间。

  通过亲自实地考察从南到北便捷的水路运输,隋炀帝很快开始了征伐辽东的军事准备,利用运河将黎阳及洛口诸仓粮米运到涿郡,运送铠甲兵器以及其他军事装备的船只绵延上千里,参与运输的民工有几十万之多。大业八年(612年)正月,各路大军一百多万汇集涿郡,号称二百万,旌旗招展,排开达到一千多里。为了征讨高句丽,隋王朝建国之初就有了征辽的意向。隋炀帝倾全国之力,将各种战备物资运送到涿郡,规模极其庞大,为此消耗国力惊人,终于引发了亡国之祸。

  唐代利用桑乾河漕运军粮仍然可行,贞观十八年(644年)将伐辽东,太宗命韦挺督运粮草。韦挺到幽州后,一边让燕州司马王安德检查河渠通塞状况,一边用幽州府库的钱财买木造船,从桑乾河运米前行直到卢思台。王安德返回报告,卢思台以下漕渠壅塞,因为北方冰雪气候不利于行船,韦挺于是将军粮卸在卢思台,准备等来年春天冰雪消融河道通畅后再运粮。虽然韦挺因不察时节、不了解水路情况导致运送粮草延误而被罢职,但是仍可以看出永定河为当时军事运输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古河道变身萧太后运粮河

  韦挺利用永定河水运在史料记载上可以称得上是首开其例,辽金以后,开辟永定河水路运输已是当时共识。契丹人建辽南京(今北京)时期,他们也利用永定河故道开发漕运功能,留下了一条至今遗迹尚存的“萧太后运粮河”。

  这条河大致开凿于萧太后与辽圣宗主政早期的统和年间,正好是辽朝国力上升、占据燕京并挥师南下、开拓中原之际,所以,民间传说它是萧太后从辽东向燕京地区运输兵马粮草的一条运粮河。这条河说是“开凿”,其实并没有太大工程量,只是利用了当时残留的古永定河河道,稍作疏浚、整理、连通后形成的。

  辽萧太后运粮河最初是为契丹政权南下中原输送粮草兵力,宋辽对峙期间更是为辽南京城的发展提供了物资保障。可以说,它是改造天然河道、沟通北京城河道与北运河漕运的开端,为金代开通闸河、元代开启通惠河及京杭大运河提供了基础和启发,因而它的出现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后来大运河漕运兴盛期,它也曾作为支系发挥着水流调节和民船分流的作用。明清以后,随着通惠河和北运河的发达,这条河逐渐失去了运输功能,成为城市排水渠道,今朝阳区南部左安门外向东流至通州张家湾后汇入凉水河的一段就是其遗迹。

  治理百年仍金口难开

  金朝迁都中都后,粮食供给主要依赖华北大平原。借助于隋唐以来不断沟通、改造的华北水网,利用天然水道和各条人工漕渠,漕粮及各种物资汇集到今天津地区以后,仍循潞河到今北京通州。通州也因是漕运枢纽而由潞县升为通州,取“漕运通济之义”。从通州至中都城约50里,随着都城人口规模的扩大、居民消费的增加,每年漕运多达几百万石,只靠车拉肩扛,所耗费人力畜力难以负担。因此,在中都到通州间开凿一段运力大、流量稳定的运河就成为金朝政府着力要解决的问题。

  由于卢沟河(今永定河)是当时流经北京地区水量最大的一条河流,它理所当然地成为引水济漕的首选。金世宗于大定十年(1170年),召集朝臣会商导引卢沟河水通漕方案,决定从金口(今石景山发电厂院内)引河水到通州潞河。这条金口河也是利用了永定河的金沟河故道,所引卢沟河水经过金口向东流出,经中都北护城濠再往东,下接今通惠河河道。

  虽然金代开金口河的设想是诱人的,金世宗给予的期望也很高,但是工程却很快就失败了,因为渠口居高临下,卢沟河水湍急而浑浊,汛期时激流漩洄,崩岸毁堤;枯水期则泥淖淤塞,积滓成浅,不能胜舟。金世宗对工程的失败十分遗憾,如果华北平原的货物顺利运到京城,可大大降低物价。

  此后,朝廷仍心有不甘地多次对河道改造修缮,聘请熟悉水利的人勘察、规划,但终因越来越严重的卢沟河水患,让金口河成了一条金中都头顶的悬河、险河。金世宗大定二十七年(1187年),为了保住都城安全,不得不将金口堵塞,以绝后患。

  此次开金口河虽然失败了,但它给后人提供的经验和教训很多。后来元朝人在金口河的进水口重做文章加以改进,较好地发挥了这条河的漕运功能。

  随着蒙古兵占领金中都及黄、淮以北地区,忽必烈积极筹划新都城的建造,准备迁都。为此,需要运送数量庞大的木材、石料等各种建材物资,这些物资或采自西山或从南方调运,依当时的交通条件,水运是最有效率的一种方式。至元二年(1265年),郭守敬向忽必烈建议重开金口河,得到忽必烈的赞赏,被授权全面负责元朝的水利工程。郭守敬吸取金人的教训,为防洪水,特意在金口的上游麻峪村附近,预先开引一个减水口,从减水口向西南再凿一段又深又广的水渠,重新连接金口以下的卢沟河,这样洪水突来时可以从减水口把洪水分出大部分流向西南,使之在金口下游回归主河道,从而避免洪水直接从金口灌入金口河,威胁到旧中都城的安全。由此,导卢沟水运送西山木石,为修建大都城提供了一条重要的运输通道。

  但是,卢沟河汛期暴涨的特性在元朝表现得更为明显,致使金口河决堤时发生严重水灾。至元九年(1272年)洪水顺着金口河冲入新(元大都)、旧(金中都)两城之间,破坏十分严重。御史魏初等大臣建议堵塞金口为宜,以免后患无穷。但当时漕运西山木石修建新城的任务紧急,只能冒险利用。到元大都城建成以后,考虑到都城的安全,金口河的洪水隐患就不能不坐视不顾了。元成宗大德二年(1298年),浑河(元时永定河的名称)又一次泛滥,大都路都水监下令把金口闸门关闭,又在金口河泛滥处加筑堤坝,才挡住了洪水。从至元三年到大德五年,金口河被利用了35年。

  随着大都城的建成,庞大的中央官僚机构、众多的驻军和几十万的都城居民对粮食和财富的需求,仅靠大都及周边地区已无法满足,只能仰赖富庶的江淮和江南地区。元朝末年,漕运不足的困境日益加重,再开金口河的议题又被提起。

  这一议题一经提出就遭到了激烈反对,但是在中书右丞相脱脱的强势推行下,金口河依然在一片反对声中重开。这一方面是迫于通惠河漕运难以为继的压力,另一方面是由于大都城对西山煤炭、木材需求大增,人们期待金口河开凿成功后,可以像元初运送木材、石料那样,将西山的煤炭用船大量运进城里。

  这次重开的金口河与金时和元初又有不同,史称“金口新河”。金口新河的下游走向是经今人民大会堂西南侧,至丽正门前第二桥后,向东南经原崇文区三里河,下接萧太后河,然后在张家湾附近接入运河。元顺帝及脱脱等对这条新河寄予了厚望,也做了种种措施以备不测。但是,待金口起闸放水之时,突入的浑河水汹涌而来,导致沿岸险情不断,最后只好放下闸板关闭金口,不再启用。到了元至正末年,金口河彻底废涸。

  从漕运角度值得一提的是,元、明时期,浑河至看丹口分为两派,其北派(大致今凉水河河道)之水至张家湾、漷县,汇入白河,壮大了北运河水量,这也是永定河为元、明数百年的漕运兴盛做出的贡献。

  (来源:《北京日报》2020年11月26日第15版;作者:许辉,供职于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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