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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同四合院文化漫谈

来源:《北京社会科学普及讲座集萃2011》  发布时间:2015-12-14

  近来,随着北京城市建设的飞速发展,一批又一批的四合院,连同串联起四合院的诸多胡同,逐渐消失在新的商品楼和危改小区之中。于是,人们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危机感。作为北京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主要载体和标志性的风貌——四合院和胡同——如果就这样一点儿又一点儿的消失了,古都风貌又到哪里去寻找呢?北京的传统文化又通过什么样的载体形式来体现呢?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

  对于这个问题如何解决,人们已经讨论了很长时间,由于不同的社会群体的出发点有着较大的差异,领导有领导的计划,居民有居民的考虑,专家学者有专家学者的见解,很难在一个共同的平台上展开切磋。于是,一直到今天,仍然没有找到一个很好解决问题的办法。其实,如果我们把讨论的平台拓宽一些,把我们的眼光放远一些,还是能够取得绝大多数人们的共识的。当人们有了较为一致的共识之后,解决问题的办法也就会经过不断切磋而产生出来,得到一个使各方面都满意的结果。

  本文拟就胡同文化的历史沿革略述拙见,以使人们能够更加客观地对其加以认识,如果能因此而达成大多数人的共识,笔者将十分高兴。

  一

  如果说,北京的一个个四合院是一颗颗灿烂的珍珠,那么,一条条胡同就是串联珍珠的金线、银线;一个个分散的四合院傈是一颗颗散落的珍珠,而在胡同的串联下,就形成了一串串价值连城的首饰。整个北京的石都风貌,就是一幅用这一串串珍贵的首饰装扮起来的精美图案。在这幅精美的图案中,我们看到了中华民族建筑的独特风格看到了中华民族淳厚的风土民情看到了几百年来传统文化的深沉积淀。但是,我们却不得不承认,这样一幅精美的画卷,也不是自古以来就永恒不变的物品,而是历史发展的一个必然产物。

  在北京城市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元代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变革阶段。正是从这时开始,四合院和胡同才成为了整个城市的血肉脉络。在元代之前,北京城的整体城市格局沿袭的是汉唐时期一直通行的坊巷制,在城市里面,主要街道的两旁,并没有胡同,而是高大的坊墙,在围成封闭的一个个矩形坊墙四面,皆开有一个坊门,以供居民们出行。封建政府通过控制坊门的启闭,以管理居民的出行和日常活动。

  因此,在有关北京的历史文献中(包括碑刻)直到辽金时期为止,凡是涉及到百姓居住的地址,或是重要的建筑物时,往往记载其在某某坊,或是某某街(即主要街道)某某坊。如在辽代的许多墓志铭中,记载有墓主人生前的住所地点,例如王泽妻李氏“墓志铭”记载其“薨于燕京永平坊之私第”,王师儒"墓志铭"记载其"终于燕京齐礼坊之第”,(引文皆见《全辽文》)等等。据此可知,在辽代的燕京城里,人们的城市坐标体系是以“坊”为单位的。

  到了金代,这种情况没有发生大的变化,许多城市中的重要建筑物仍然是以"坊”为其坐标体系。例如,在金中都城内存有一些前朝的寺院,又建有一些新寺院,据《元一统志》记载,“静远观,在蓟门之西永平坊。”“宝塔寺,在旧城衣锦坊内,有舍利宝塔,因名。”“仙露寺,在旧城仙露坊”,等等。文中所曰“旧城”,即是指金中都城。因为元代在金中都东北兴建有

  大都新城,故而金中都城被称为旧城。通过引用这些历史文献,可知在辽金时期,在人们的头脑中还没有“胡同"的概念。

  由于坊墙的阻隔,人们之间的交往受到极大的限制,其出行活动也受到严密控制,在都称之中,就连最有权势、最受宠信的大臣,也只有在封建帝王给与特殊恩宠的情况下,才允许在坊墙上自辟一门,出入得以不受坊门启闭的限制,这在当时是一种十分显赫的荣耀。而人们在坊内活动时,各住宅之间也留有通道,被称为小巷,故而人们又往往把坊与巷合称之为坊巷。到了此后四合院与胡同已经取代了坊巷的制度,人们也仍然把坊巷与胡同并称。明朝人张爵就曾把他专门研究北京胡同的若述称之为《京师五城坊巷衚衕集》。

  到了元代,在新建的大都城中,开始采用了完全开放式的建筑格局。在这个问题上,学术界的专家是有不同看法的,有些专家认为,在金代的中都城,已经拆除了坊墙,城市出现了开放的格局而有些专家则认为,直到元代新建的大都城也还保留着封闭的坊墙格局。要判断哪一种学术观点比较正确,笔者认为,其关键就在“胡同”二字。

  因为在城市格局完全封闭的情况下,除了大街就是坊墙、坊门,就连集市等贸易场所,也被封闭在专门设置的坊墙之内,以便于加以控制。人们在这种环境下生活,又怎么能够产生"胡同"的概念呢?既然没有"胡同"的概念,也就不可能有"胡同"的词汇。所以,在元代之前的文献中,看不到"胡同"这个在元明清时期十分常见的词汇。

  到了元代,开放式的城市格局给了生活在这里的居民们一种全新的概念,也就是完全开放的城市概念。于是,在人们的生活用语当中,开始有了反冲"胡同"的概念的特殊用语。在元代残存下来的文献《析津志辑佚》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话。“街制:自南以至于北,谓之经自东至西,谓之纬。大街二十四步阔,小街十二步阔。三百八十四火巷,二十九衖通。衖通二字本方言。”

  这段文字,是较早而又较为全面、较为详细介绍大都城街道、胡同状况的叙述。在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是街道的等级,元代人熊梦祥把它分为四个部分,即1.大街;2小街;3.火巷;4.衖通。笔者认为,实际上,火巷与衖通的等级应该是一样的,只是其用途不同。二者都是小胡同,火巷是用于炊食、取暖的通道,而衡通是用于取水的通道。

  其二,是对胡同这个新的城市格局,人们的概念刚刚形成,故而在使用的词汇上还没有达到懔今天这样规范化的程度。作者熊梦祥是南方人,故而十分敏感的认识到“衖通”是北方人的方言。即便到了明代,张爵也把胡同写为“衚衕”,明确表示这是用于交通的街道。从元代到明代,人们使用的词汇虽然不同,但是其所表述的概念却是同样的,也就是今天人们所通用的“胡同”。

  在《析津志辑佚》一书中,还描述了一些城市中的热闹景象,通过对这些景象的认识,也清楚表明了在元代大都城的开放格局下,封闭的坊墙已经被拆除了。在该书的"风俗"门中,描述了大都城中酒槽坊(制作酒的手工场,也是卖酒的地方)的状况。门首多画四公子春申君、孟尝君、平原君、信陵君。以红漆阑千护之,上仍盖巧细升斗,若宫室之状。两旁大壁,并画车马、驺从、伞仗俱全·····。

  又一段描述临街商店曰:“官大街上作朝南半硬座,或斜或正。于下卖四时生果、蔬菜,剃头、卜算、碓房磨,倶在此下。剃头者以彩色画牙齿为记······”当我们看到这些临街开设的各种门面商店之时,不难想象,如果在街道两旁都是高大的坊墙时,是不可能开设任何店铺的。这些热闹的景象,只有在开放型的城市中才会出现。到了此后的明清时期,北京城市的形制仍然沿袭了元大都城时的开放格局。

  

  自从元大都城创建了开放型城市格局之后,四合院与胡同就成为北京城的血肉和脉络。这种开放式的城市格局之所以在元大都城时形成,一方面,是与城市经济的发展程度密切相关的另一方面,又是受到蒙古统治者的少数民族文化习俗的较大影响。

  在宋元时期,城市经济已经十分繁荣,城市中的商业和服务业设施越来越完备,而在城市中居住的百姓们的日常生活需求也越来越多,因此,封闭式的城市建筑格局已经不能适应这种发展趋势,必须要加以改变,由封闭式改变为开放式。

  更加直接的一个因素,就是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在中原地区生活的汉族民众从先秦时期开始就主要从事农耕生产,因此养成了定居的习俗。随着中华文明的不断发展,出现了对隐私的保护需要,而四合院的居住形式就是一种保护隐私的最佳方式。而生活在北方大草原上的少数民族民众出于游牧生产的需要,随着四季的变化要不断迁移居住的地方,由此而采用较为开放的、便于移动的蒙古包式的居住形式。当蒙古统治者从大草原上进入中原地区之后,开始出现了从移动的居住形式向固定的居住形式的转变。显然,前者与后者相比,有着更大的开放性。这种生活习俗方面的惯性直接影响到了大都城的建设进程。在元朝统治者居住的皇宫建造完毕之初,由于受到原来游牧生活的影响,竟然连皇城的城墙都没有修筑。每当有重大的活动时,元朝统治者命军士在皇宫四周站成一排排的队伍,以代替城墙的作用。直到手下大臣们提议之后,才修筑了皇宫的城墙。而在皇宫之内,其宫殿群的分布格局,也是十分松散的。

  由此可见,元朝统治者连自己居住的皇宫,最初都没有修筑封闭的城墙,那么,供众多百姓居住的坊里自然也没有必要修筑封闭的坊墙。这种城市建筑格局的改变很快就完成了,而作为城市社会结构基础的坊制却还没有发生变化,居民们仍然是被组织成以坊里为单位的社会组织之中,坊有坊长,里有里正。于是,在新的开放的街道和胡同中,仍然沿用着旧有的社会组织形式。

  在人们的观念中,原来的坊里社会组织是与城市的坊里格局相一致的,二者的观念是同一的。而新的城市街道与胡同的格局,则与旧的坊里组织之间出现了差异,一者的观念已经不同了。对于这种差异,只是在变化刚刚产生的时候,人们会出现不同程度的不适应感觉,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就会逐渐习以为常。到了此后的明清时期,不适应的感觉完全消失了,开放的街道与胡同已经融入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成为其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

  正如许多学者都认识到的,中国封建社会的社会结构形制就是一个金字塔,封建帝王是塔尖,诸多大小官吏是塔腰,而广大民众则是塔基。而封建王朝的都城建筑格局也同样采取了这种形制,封建帝王居住的皇宫是金字塔的塔尖,大小官吏的宅第是塔腰,而广大民众的住所则是塔基。帝王居住的皇宫数量最少,而广大民众的住所数量最多。若从建筑形制来看,却又是一个倒金字塔的形象,帝王的皇宫建筑形制最大、最豪华,而广大民众住所的形制最小、最简陋。

  我们若从居住功能来看,豪华的皇宫与普通民居的四合院并没有本质的差异,千门万户的皇宫实际上就是一所放大了许多倍的四合院而王公达官们居住的王府和宅第,则只是一座缩小了的皇宫至于普通百姓居住的四合院,则是中华民族定居模式的一个个最基本的细胞。所有在皇宫和王府豪宅中存在的文化元素,我们都能够在四合院里找到。

  当我们把自元明清以来的北京城看作是一个有血有肉,有着灵魂的躯体时,一个个四合院就是这个躯体的一个个细胞,带有生命活力的细胞。这些细胞的组织形式如上所述,是大致相同的,但是,其所包含的内容,也就是这些细胞所承载的灵魂却是不同的。换言之,在北京城里形制大致相同的个个四合院中,其承载的内容却是不同的,包含了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丰富遗存。

  例如,在皇宫这座超大型四合院中,政治内涵之丰富首屈一指,许多重要的国家军政大事,都是在这里决策的,许多隆重的典礼,也是在这里举行的。在众多官僚衙署所使用的四合院中,也包含着极为丰富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内涵。在负责政务管理的官僚衙署中,许多日常的行政事务被加以贯彻落实;在负责军务的官僚衙署中,拟定了具体的军事行动计划和军事部署的概况;在负责经济事务的官僚衙署中,决定着国家财政的收支、储存着大量的珍宝和粮食等物品;而在负责文化事务的官僚衙署中,策划并且落实着许多重要的文化活动,等等。

  此外,在王府家宅和普通民居之中,则包含有更多生活习俗的文化内涵,整个北京城的居民们天天生活在四合院中,四时衣食、婚丧嫁娶,所有的日常活动皆是在这里进行的。当然,在不同的四合院(包括皇宫这个超级四合院)中,会反映出不同的文化内涵。在皇宫中反映出来的是宫廷文化,在王府中反映出来的是皇亲贵族文化,在普通网合院中反映出来的则是平民文化。

  即以普通的四合院而言,由于居住者的身份不同,向由此体现出来的文化内涵也是不同的。在文人居住的四合院中,反映出来的是具有文人生活特色的文化;在手卫二艺工匠和小商小贩居住的四合院中,反映出来的则是具有工商生活特色的文化。由于北京城是全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各地的人们——既有文人,也有商人等等,都要经常到这里来活动,或是赶赴科举考试,或是谋求二官半职,或是经商牟利,于是,在四合院中又产生出了一种不是以家庭为单位居住的新功能,也就是被人们称之为"会馆"的同乡居住场所,这种会馆,带有明显的地域文化的特色。

  在北京城里,还有一种具有特殊用途的四合院,即是寺庙和道观。佛教和道教在中国古代社会中曾经产生过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从事佛教和道教活动的僧侣和道士们也要生活,也要有居住的场所,这就是寺庙和道观。北京城既然是全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也就是寺庙和道观最集中的地方。而在这里兴建的众多寺庙、道观,都是标准的四合院格局。

  从元代开始,伊斯兰教逐渐在中原地区传播开来,其发展规模也在不断扩大,为其提供宗教活动的场所——清真寺,自然也在不断增加。这些清真寺的建造大致采用了两种模式一种是从西域地区带到中原地区来的具有伊斯兰文化特色的建筑,即盖有绿色大圆屋顶的清真教堂,另二种则是完全中国本土化的四合院式的教堂。而在北京建造的清真寺,大多采用的是四合院的模式。

  也是从元代开始,作为西方文化代表形式之一的基督教文化则通过传教士的讲经布道在大都城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这时的大都城世,既建有限洲罗马教廷派来的传教士主持建造的教堂,也建有被罗马教廷视为邪教的景教教堂,只是这些元代的基督教建筑已经损毁无存,其建筑模式不得而知。到了明清时期,西方传教士继续在中国传播基督教(包天主教),于是,

  又在北京城建造有一些教堂,作为其举行宗教活动的场所。通过这些留存至今的教堂建筑可以看出,它们很少采用中国传统的四合院模式,而是带有明显的西方建筑风格的文化特色。

  这种建筑耸立在北京城中,与周围的四合院对比,产生了一种非常不和谐的氛围。

  我们如果用一话来加以概括,即是整个北京城的生活都是装在四合院里的。笔者认为,许多研究北京历史文化的学者往往把皇宫与四合院对立起来,这种见解是不适当的,一者在本质上是一致的,皇宫与普通四合院是有机结合在一起的,如果硬是要将一者加以割裂,其研究的结果显然是不能够全面的。不仅皇宫与王府、四合院是同一的模式,就连皇家苑囿与王府花园及私家园林,也是同一的模式。不论是其使用的功能,还是其布置原理、审美意识等等,都是相同的,其间只有大小的差别,没有文化的差异。

  从皇宫到四合院,都是一个个的单体细胞,将其有机串联在一起的,即是胡同与街道(此指大街)。从城市设施功能来看,胡同与街道是一致的,都是居住在四合院中的人们出行的通道。从社会管理功能来看,二者也是一致的,都是给四合院定位的坐标。人们要想快速地、准确地找到某一个四合院的位置,必须要借助街道与胡同的功能。

  从城市文化的角度来看,其一,胡同与街道的功能是有差异的。其二,胡同与四合院的功能是互为补充的。我们这里所说的胡同与街道的差异,指的是街道主要是人们出行的一种重要工具,而胡同除了出行的功能之外,还是人们日常生活的一个重要场所。些在四合院中居住的居民,对于大街上的其他居民,或是其他胡同中的居民而言,会是十分陌生的,而对于本身生活的胡同里的居民,则是比较熟悉的。也就是说,在小胡同之中产生的这种邻里关系,是在大街上所没有的。

  我们所说的胡同与四合院的互为补充,指的是四合院的生活,主要是毎个家庭的内部生活,因此,需要有一定的私密性,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内外有别”。特别是对家庭中的女性,这种私密性表现得尤为严谨,北京俗话所谓“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即是指此。而胡同的生活,主要是各个家庭之间的外部交往。每个家庭都不可能生活在真空之中,都是整个社会的一个单元因此,也就无法避免与其他家庭的交往。而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交往最频繁的方式之一,就是邻里的往来。

  对于这种邻里关系,自古以来就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曾经有“孟母三迁”的明州,指出择邻而居的必要性与重要影响。在北京城里,这种邻里关系的实践场所,就是在胡同之中,而不是在大街上。北京俗语又有。远亲不如近邻"的说法,所谓的"近邻。,指的就是胡同中的邻居。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难免会遇到困难,最直接的求助对象,就是在日常生活中所熟悉的邻居。

  综上所述,在北京的大多数居民日常生活中,存在着两种主要的社会关系,一种是亲属之间的家庭关系,另一种是家庭之间的邻里关系,作为这两种关系的重要载体,即是四合院与胡同。当然,人们之间还存在一些其他的、复杂的社会关系,如政府官员之间的工作关系,手工业工匠之间的生产关系,等等。但是,就人们之间的生活而言,却是以这两种关系为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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