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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 丨 回望梁思成:建筑为媒 穿行古今

来源:《北京日报》  发布时间:2021-08-27

  梁思成(1901年-1972年)是我国著名建筑学家、中国建筑学科的开拓者和奠基者。在其诞辰120周年之际,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推出“栋梁——梁思成诞辰一百二十周年文献展”。作为首个梁思成个人展,共展出362件图纸、手稿、著作早期刊本和影像资料,展示了他求学与归成、书写中国建筑史与破译“天书”、城市规划与文化遗产保护等多方面主题。

梁思成与林徽因在天坛祈年殿屋顶

  在清华练就好素描

  展厅两端悬挂着两张巨幅照片:一张是摄于1920年代初的少年梁思成的自拍像,他身着长褂坐在一张木质古典案桌后,梳着新式背头,一副圆眼镜凸显了他的斯文,让人们看到他青春稚气又意气风发的模样;另一张是代表梁思成人生高光时刻的担任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大厦设计顾问时的照片。两张照片在悠长的展厅空间中遥相对望,仿佛时间与历史的对话,贯穿梁思成一生的轨迹。

  在父亲梁启超的督导下,梁思成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1915年秋,梁思成进入清华学校(今清华大学)开始了长达8年的中学和大学教育。当时的清华还是一所留美预备学校,梁思成在这里除了接受英语、科学、艺术、体育的教育,还练就了一手好素描,这为他日后成为一名建筑学家打下了良好基础。1919年,梁思成作为清华学校学生“爱国十人团”和“义勇军”的中坚分子,参加了五四运动。

  也在这一年,梁思成迎来了他人生的转折——18岁的梁思成和15岁的林徽因在双方父亲的介绍下相识。1924年,二人一起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留学。就读于建筑系的梁思成是一个严肃用功的学生,他总能把设计图画得准确又漂亮。而就读于美术系的林徽因则展现出她的聪敏和创造力。展览中,特别呈现了几幅极其珍贵的梁思成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就读时期的作业。其中一幅,是意大利米兰圣沙地乐圣母堂手绘稿,从画面工整的线条和准确的结构中,可见梁思成这位学霸扎实的绘画功底和建筑专业学养。

  二人此后赴欧洲专门考察建筑。他们到访法国、英国与西班牙,在德国看古代城市和莱茵古堡,去瑞士看自然美景,又到意大利走访文艺复兴遗迹。1928年8月,梁林二人结束欧洲旅行归国,旋即赶赴沈阳,在东北大学创办了中国最早的建筑系,梁林夫妇也成为系里仅有的两名教员。1945年3月9日,梁思成在写给清华大学梅贻琦校长的信中,建议母校创办建筑系以培养亟须的建筑人才,并提出“成立建筑学院,逐渐分添建筑工程、都市计划、庭园计划、户内装饰等系”的远景,由此奠定了中国建筑教育体系的基石。

梁思成“宋《营造法式》注释序(未定稿)”手稿

梁思成致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信手稿

  破译中式古建筑密码

  父亲梁启超曾在梁思成就读宾大期间,送给他一本宋代工部侍郎李诫撰写的建筑学著作《营造法式》,并在信中附言:“一千年前有此杰作,可为吾族文化之光宠也已。”无形之中,父亲为梁思成打开一扇通往研究中国建筑史的重要大门。虽然学生时代的梁思成并未能完全读懂这本书,然而它却成为驱使梁思成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的原动力。1931年,受中国营造学社创始人朱启钤之邀,梁思成正式加入学社并任学术部主任,后改任法式部主任。自加入学社的第一天起,梁思成就下定了揭秘中国古代建筑的决心。

  释读“天书”《营造法式》亦是一项大工程,他首先通过学习清代建筑和清工部《工程做法》来理解清式建筑的基本做法,继而结合唐、宋、辽、金建筑实物逐步释读《营造法式》。经过长年潜心研究,梁思成开创性地提出了确定建筑比例的基本方法,对中西建筑史比较研究做出重要贡献。后来,他与助手们完成了《营造法式》注释工作的大部分内容,也因此成为中国建筑史学科的重要奠基人之一。三十年已逝,昔日留洋学子已成一代大师,然而不变的是他毕生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的决心。展览中,一件写于1963年的宋《营造法式》注释序(未定稿)手稿即是最有力的证明。

  进入学社之初,梁思成就提出运用科学考古和现代科技方法对建筑实物进行田野调查与测绘。同时,他认为对古代建筑的研究要由清代建筑向上沿流溯源,以探索中国建筑体系发展的历史脉络。基于这样的目标,梁思成和营造学社的同仁们先后奔赴十五省二百多个县,开展中国古建筑的田野调查工作。梁思成率队发现、测绘和研究了五台山佛光寺东大殿唐代建筑、蓟县独乐寺观音阁与山门,应县木塔等辽代建筑,正定隆兴寺摩尼殿与转轮藏殿、太原晋祠圣母殿等宋代建筑,以及隋代敞肩式石拱桥——赵州桥等众多中国建筑史上的经典杰作。

  在展览中,我们可以看到以工整细致的彩墨绘制的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南立面水彩渲染图,也能看到梁思成坐在山西大同善化寺普贤阁斗拱上遥望椽木的照片。极其珍贵的是,展览中还有一张梁思成与林徽因共同站在天坛祈年殿屋顶上的合影,以此见证梁林这对伉俪共同丈量古代建筑的难忘经历。

梁思成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的作业

  为守护古都呐喊建言

  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梁思成贡献颇巨,他曾主持或参与曲阜孔庙、故宫文渊阁、景山万春亭、杭州六和塔、南昌滕王阁等保护修缮工程方案。

  他亦是中国城市规划理论与实践的先驱,于1950年起担任北京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为首都规划建设殚精竭虑。他以“古今兼顾、新旧两利”的原则,提出了把北京城改造成新中国首都的一系列具有远见卓识的建议:北京市应当是政治和文化中心,而不是工业中心;必须调控工业发展,因为它将导致交通堵塞、环境污染、人口剧增和住房短缺;严格保护紫禁城;在老城墙里面的建筑物要限制在两层和三层。也正因为他的提议,让世人今天仍能一睹这座“世界文化遗产”的风采。

  梁思成与留英学者、城市规划专家陈占祥一道,提出的《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史称“梁陈方案”。这件珍贵的历史档案也出现在展览中,在泛黄的纸页上,描画的是梁思成为新首都北京规划的理想蓝图。该方案主张在北京古城以西建设中央行政区,整体保护古城,平衡发展城市,避免单中心城市弊病以及大规模旧城改造带来的经济与社会负担。虽然因为种种原因,这一方案最终未获实施,但其城市规划思想理念具有突出的价值,对后来的城市规划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北京城市规划方面的重要史料。

      (来源:《北京日报》2021年8月25日,第16版;作者:刘垚梦;图片:原文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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