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中轴线最北端耸立着两座高大的建筑，即鼓楼和钟楼。观天测地，定时齐政，在中国古代，这两座建筑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

民国时期北京钟鼓楼俯视照 北京市文史馆供图

瘦削的钟楼

魁梧的鼓楼

　　因何居北 元大都的创新

　　在中国古代，鼓楼和钟楼代表了国家报时的权力，每当一个新的王朝建立之后，都要颁布新的历法，重订时间标准。因此，自先秦时期一直到清代，曾经颁行过几十种历法。

　　历法的颁行牵涉到年、月、日、时，报时的设施就显得极为重要。在中国古代，报时工具主要是钟和鼓，因其撞击之声可以传得很远。因此，由政府建造鼓楼和钟楼，再造钟鼓放在其中，以负责报时，也就是理所应当的事情了。古时建造计量时间标准的器械，如简仪、莲花漏等是由主掌天文、历法的官员负责；而撞击钟鼓以报时，则由特殊的军士来负责。

　　北京作为大一统王朝的都城是从元大都开始的，大都城是一座拔地而起的新城市，整个城市是按照诸多文化理念来规划设计的，例如左祖右社，前朝后市，就是按照《周礼·考工记》的理想都城模式来加以实践的。而对钟鼓楼的设计，则开创了一个新的模式，体现了一种新的文化理念。

　　在此之前的汉唐长安城及北宋开封城，鼓楼和钟楼皆东西相向，并列在皇城的前面。彼时的鼓楼和钟楼是都城中的辅助设施，都城设计者所突出的，只是皇城和宫城。

　　但是到了元代，都城设计者却把鼓楼和钟楼放到皇城和宫城的北面。这种设计模式体现出钟鼓楼的地位要高于皇城和宫城。在中国古代都城规划中有两大思想主题，一种是以北为尊，最尊贵的建筑应该放在最北端，典型代表就是隋唐时期的长安城。元大都的设计者把钟鼓楼放到了皇城和宫城的北面，体现了钟鼓楼要尊于皇城和宫城的思路——钟鼓楼在北面，代表的是“上天”，而皇城在南面，是“天子”所居。

　　另一种思想主题是居中为尊，其表现形式就是北宋的开封城。元大都的设计者把钟鼓楼放在了整个都城最中心的地方，取代了皇城的位置。这表明，在元大都的设计者看来，钟鼓楼是比皇城和宫城更尊贵的建筑。由此可见，钟鼓楼被放在都城中心的位置，绝不是一个偶然的因素在起作用，也不是一种落后的文化观念在起作用，而是当时的一种“创新”。

　　天人合一 钟鼓楼成为标志

　　元大都设计者的这种“创新”模式，应该源自宋儒提出的“天人合一”理念。宋代的儒学比此前的唐代有了进一步发展，是因为他们提出了“道”的概念。在古人看来，“天”是宇宙世界，“人”是世间社会，二者是无法“合”在一起的。但是，“天”有运行规律，即天道；“人”也有运行规律，即人道。只有当人道合于天道的时候，社会才能够安定。“天人合一”指的是在“道”上的合一。

　　在元大都的设计者看来，人道与天道相合，就要有一个标志，这个标志，就是鼓楼和钟楼，因此，当时人们把大都城的鼓楼称为“齐政楼”。天地在不断运行，由此带来了一年的四季冷暖。人类社会在不断发展，由此带来了治乱变化。所谓“齐政”，只不过是人们的一种美好理想，其实，有治必有乱，这才是真正的社会发展规律。

　　元大都的鼓楼和钟楼是何时建成的，是由谁来主持建造的，史无明文。但是，从相关信息来看，应该是由主持元代历法《授时历》修订工作的大科学家郭守敬来主持建造的，而且是在元大都城建成之时同时完成的。当时的计时工具，被称为“碑漏”。史称：“都城刻漏，旧以木为之，其形如碑，故名碑漏，内设曲筒，铸铜为丸，自碑首转行而下，鸣铙以为节，其漏经久废坏，晨昏失度。”（《元·齐履谦传》）

　　计时工具必须经常加以维修，以保证计时的准确性。作为郭守敬的弟子，齐履谦完成了这项工作。“大德元年，中书俾履谦视之，因见刻漏旁有宋旧铜壶四，于是按图考定莲花、宝山等漏制，命工改作，又请重建鼓楼，增置更鼓并守漏卒，当时遵用之。”由此可见，最迟在大德元年（1297年），经过齐履谦的建议，元朝政府重新制作了计量时间的工具碑漏，并将其改称“莲花漏”，又重新建造了鼓楼，以及报时的更鼓。这项工作的完成，使得当时报时更加精确。

　　《元史》中还讲到一件事：“九年冬，始立南郊，礼昊天上帝，履谦摄司天台官。旧制，享祀，司天虽掌时刻，无钟鼓更漏，往往至旦始行事。履谦白宰执，请用钟鼓更漏，俾早晏有节，从之。”文中“九年”指大德九年（1305年），“始立南郊”指设置祭坛。刚开始的时候，祭祀活动没有按照时间举行的习惯，后来在齐履谦的建议下，使用了“钟鼓更漏”，才变得井然有序。这一切，也是和钟鼓楼的设置有密切的关系。

　　明代重建 旧址还是偏东？

　　元朝灭亡，明朝建立，定都南京，大都城的元朝宫殿全被拆毁，鼓楼和钟楼也一并废弃，因为这里已经不再是都城，也就不应该再有钟鼓楼这样的国家计时设施。及明成祖定都北京，决定重新在这里建造鼓楼和钟楼，并于永乐十八年（1420年）建成。今天我们见到的鼓楼和钟楼，就是明朝重新建造的，到了清代又加以重修。

　　有些学者认为，明代的鼓楼和钟楼建在元代钟鼓楼的东侧。其实这是一个误解。元人熊梦祥在《析津志》一书中已经说得非常清楚：“齐政楼，都城之丽谯也。东，中心阁大街，东去即都府治所。南，海子桥、澄清闸。西，斜街，过凤池坊。北，钟楼。此楼正居都城之中，楼下三门……齐政者，《书》‘璇玑玉衡，以齐七政’之义。上有壶漏、鼓角，俯瞰城堙，宫墙在望，宜有禁。”（《日下旧闻考》卷五十四引述之文）《析津志》一书已佚，多有佚文被其他文献转载。

　　书中所言，最重要的标志就是齐政楼的南面有“海子桥”。海子桥是俗称，因为在海子（即积水潭）东侧而得名，官称“万宁桥”，是一座石桥。最初在建大都城时，这里只建有一座木桥，到元代中期，才改为石桥，一直沿用至今。元代的齐政楼向南正对海子桥，明代的鼓楼和钟楼也是向南正对海子桥，因此可以证明，明代重建的鼓楼和钟楼应该就在元代钟鼓楼的旧址之上。

　　《析津志》一书中所讲到的“壶漏”应该就是齐履谦按照宋朝莲花漏的样子改造制作的莲花漏（又称七宝灯漏）。莲花漏十分精美，一直使用到元朝末年，明朝军队攻占元大都城时，莲花漏与其它宫廷用品一起被运送到了南京城。不承想明太祖见到莲花漏十分生气，认为它过于精美，遂将其毁掉了。此后，政府计时再也没有使用过这种精美的仪器。到了清代，人们已经很少用这种“壶漏”来计量时间了，而是改为燃香计时的办法了。

　　    延伸阅读：鼓楼起源 并非因李崇缉盗

　　鼓楼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这就牵扯出一位南北朝时期的历史人物李崇。

　　李崇是北魏时期的大将，史称：在他镇守兖州（今山东济宁）时，“兖土旧多劫盗，崇乃村置一楼，楼悬一鼓，盗发之处，双槌乱击，四面诸村，闻鼓皆守要路。俄顷之间，声布百里，其中险要，悉有伏人，盗窃始发，便尔禽送。诸州置楼县鼓，自崇始也。”（《北史》卷四十三《李崇传》）文中“县鼓”是“悬鼓”的意思。

　　李崇所创造的鼓楼，每个村都设置一个，其功能并不是为了报时，而是为了缉拿盗匪，这个功能与都城设置的钟鼓楼完全不一样，因此明清时期有些文献中把李崇作为鼓楼的创始者。其实鼓楼的创建时间，比北魏时期的李崇时代要久远得多。应该说，最初设置钟鼓楼，就是为了报时，钟和鼓的声音可以传得很远，也容易辨别，故而除了在都城设置钟鼓楼之外，其它州县城镇也都普遍设置了钟鼓楼，只是大多被称为谯楼而已。

　　到了明清，随着北京城市变迁，人们的观念也在不断变化，钟鼓楼已经不再处于全城的中心位置。皇权至上的观念变得越来越强，皇城和宫城也就取代钟鼓楼，成为全城最核心的建筑。但是，不论历史如何发展，钟鼓楼位居北京中轴线的最北端，这个状况没有再发生变化。今天的钟鼓楼已经失去了报时功能，却因为北京中轴线申遗而再次引起人们关注。作为一项文化遗产，希望它能够在今后发挥更大的文化影响，成为北京一张亮丽的文博名片。

　　（来源：《北京日报》2021年4月1日，第19版；作者：王岗，作者单位：北京市社科院历史所；配图：原文配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