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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城的俄式印记

来源:《北京晚报》  发布时间:2018-08-01

  东直门内俄罗斯“北馆”里的“致命堂”,清末建成,一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末。

  “北馆”钟楼

  “南馆”基础上建成的俄国公使馆

  7月15日,俄罗斯世界杯已经落下帷幕。除了精彩的足球比赛,本届世界杯举办国俄罗斯的风土人情与人文历史,也受到世人的关注。对于大多数北京人来说,提及俄罗斯,记忆中最深刻的就是北京一大批“苏联”时期的建筑:北京展览馆、老莫餐厅、军事博物馆等,它们见证了诸多北京人的生活经历。

  事实上,俄罗斯与北京城很早就有了来往:康熙年间,清廷为战争中投降的俄罗斯人提供住处,数百年后,此处发展为如今的俄罗斯驻华大使馆,在这片俄罗斯风格浓厚的区域内,还有王府的遗迹;当年,康熙皇帝还将部分俄罗斯人收编为旗人,他们不断繁衍,成为满族人;在北京,清廷为了安置越来越多的俄罗斯人,在东交民巷还另设了馆舍……在数百年的交往中,北京城留下了不少充满俄罗斯元素的印记。

  1.鲜为人知的“俄罗斯旗人”

  大家熟知的俄罗斯历史,起源于莫斯科公国。1547年,即中国明代嘉靖二十六年,莫斯科公国的大公伊凡四世加冕,并以“沙皇”代替了原有的“大公”的称号。同时将国号改为俄罗斯。而正是从他开始,俄罗斯正式走上了对外扩张的道路。很快原属蒙古钦察汗国(金帐汗国)的土地都被俄罗斯纳入自己的领土,包括喀山汗国、阿斯特拉罕汗国等,至此伏尔加河流域基本上都被俄罗斯征服。

  1613年,即明万历四十一年,俄罗斯罗曼诺夫王朝建立(该王朝一直统治至1917年,二月革命推翻其统治),俄罗斯更进一步加大了自己的扩张速度。至1636年,他们已经到达鄂霍次克海(我国史料典籍称之为“北海”),征服了西伯利亚全境。此后他们越过外兴安岭,继续侵入我国黑龙江流域,并沿河修筑城池。清政府对这种侵略行径曾提出严正交涉,但苦于当时清朝没有完全统一,还有继之而来的三藩之乱,因此康熙对这一地区的关注度并不是特别高。

  1681年,即清康熙二十年,三藩之乱终于平定,两年后康熙皇帝收复台湾,也正是在这一年,清政府向俄国发布“最后通牒”,要求他们即刻从清朝国土上撤离,然而俄国侵略者对此毫不理睬,继续派兵至瑷珲一带抢掠。清军镶黄旗将领萨布素配合当地少数民族一起进行抵御,不但击溃了侵略军,还将黑龙江下游一带俄国人建立的据点焚毁,只剩下雅克萨(阿尔巴津)一座孤城。1685年,参与过平定三藩之乱的清军将领彭春和萨布素共同率领一支3000人的军队,向雅克萨发起总攻,经过十天的激战,最终一举拿下雅克萨。俄军撤离,清军平毁雅克萨城后撤离。

  然而在这一年的秋天,当俄军获知清军已经撤退之后,便集结兵力再犯雅克萨,清军也不退让,清军再次发起了总攻,侵略军头目托尔布津中弹身亡。此后,清军开始在雅克萨城三面挖掘壕沟,对侵略军进行围困,最终俄国彻底投降。

  多年的军事冲突,使得一部分俄罗斯人成为俘虏,当然也有一部分俄罗斯人慑于清朝的“天威”而主动投靠。这些投降者被清政府分别安排在盛京(沈阳)和京师(北京)。其中被安置在北京的这批俄罗斯人,得到了康熙皇帝的优待。康熙不但特拨京城东北部一处名为“胡椒园”的区域(如今俄罗斯驻华大使馆一带)任由他们修建安置房,更是将此处原有的一处关帝庙特批给了他们,而这些俄罗斯人则将这座关帝庙改造成了一座教堂,即圣尼古拉教堂。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这座教堂被更名为“圣索菲亚教堂”,这也是北京的第一座东正教教堂。

  之所以说俄罗斯人当时是将关帝庙“改造”而非“改建”,是因为从乾隆年间的地图上能看到,这座教堂的建筑样式完全是中式的,只不过在这张地图上该教堂被称为“罗刹庙”,罗刹,即Russia的音译,也就是俄罗斯。民间除了罗刹庙这个称呼之外,还有个“北馆”的称呼。在安置这些俄罗斯人的同时,清廷还对他们进行了“改编”:编入镶黄旗满洲第四参领第十七佐领,他们成为了地地道道的八旗子弟——镶黄旗可是皇帝直属的上三旗之一。在享受高级别待遇的同时,清政府还为他们解决终身大事,将步军统领衙门关押的一部分女囚犯许配给他们做妻子,而对一些原俄军将领,则将一些官宦人家的女子予以婚配。清政府对他们的要求只是按照满洲样式着装,遵从满族发式剃发,并学习满语。因此这些俄国人逐渐开始“中国化”,其后裔也有不少人将自己的俄国名字改为满族名字。清末民初,这些俄国人已经完全融入满族大家庭。

  2.清代东交民巷建有俄罗斯“南馆”

  众所周知,如今的俄罗斯驻华大使馆位于东二环内的民安街上,而且从上文可知,这里就是当年俄罗斯人驻扎的“北馆”,但俄罗斯驻华大使馆并非一开始就设置在民安街,它也历经了几百年的演变。

  康熙年间,罗刹庙修筑以后,在此周边渐渐安顿了一些被编入镶黄旗的俄罗斯人,“北馆”地区,实际上成为俄罗斯人的聚居区。1713年俄罗斯东正教会派出东正教北京传道团,1715年4月,传教团抵达北京。康熙皇帝对于他们予以优待,其中传道团的修士大司祭官封五品,辅祭官则官封七品,传道士团的所有成员都分配了住房,这些住房都围绕着“罗刹庙”而修造。

  而在此之前,随着“北馆”驻扎了越来越多的俄罗斯人,清廷于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在东交民巷设立了俄罗斯馆“南馆”,后来逐渐发展成为俄国公使馆(其位置现为最高人民法院)。熟悉北京城的人知道,在如今的俄罗斯大使馆南边有一处公园,名为南馆公园。需要说明的是,康熙年间建立的俄罗斯南馆,并非今日俄罗斯驻华大使馆南边的南馆公园。这两处有着不同的历史渊源。

  位于东交民巷的俄罗斯南馆,在成为俄罗斯专用馆舍之前,它是明代的会同馆南馆。会同馆按照现在的说法是用来接待来华访问或朝贡的各国使节的“国宾馆”。明代曾有两处这样的会同馆,其中会同馆北馆在如今的东方广场后身,协和医院的西侧,南馆就在东交民巷,后来成为康熙年间的俄罗斯南馆。

  清朝初年,会同馆南馆是专门接待和清王朝有外交关系的蒙古诸部和朝鲜使臣的。康熙年间,这里改为俄罗斯专用馆舍之后,接待蒙古诸部的馆舍迁移到了内馆和外馆,内馆就在俄罗斯南馆的北侧,外馆则在安定门外,如今还留有“外馆斜街”的地名。接待朝鲜使臣的馆舍则在干鱼胡同,也就是今天灯市口附近的甘雨胡同。不过,朝鲜使者认为干鱼胡同的馆舍“人马多有不便”,清廷又特别批了安定门附近的官房一所给他们,但最终朝鲜使者没怎么过去住,仍然在原会同馆南馆附近另外一处官房居住。

  雍正十年(1732年),东正教传教士团在已经成为俄罗斯专用的南馆修建了一座西式教堂,名为“奉献节教堂”,也称圣玛利亚教堂。1901年《辛丑条约》签定之后,俄国在大大扩展使馆原有地盘的基础上,规划并修建了新的公使馆。1917年,沙皇俄国政权被推翻,取而代之的是全新的国家——苏联。由此,原沙皇俄国公使馆成为苏联驻华公使馆。1928年,随着民国政府南迁到南京,东交民巷的公使馆改称为驻华总领事馆。1949年10月初,苏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由此,东交民巷的领事馆再次更名,成为苏联驻华大使馆。1959年,苏联驻华大使馆迁至东直门内原“北馆”所在(后成为俄罗斯驻华大使馆)。苏联驻华大使馆迁出东交民巷后,最高人民检察院迁入此处。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最高人民法院搬入,一直沿用至今。

  “北馆”里的圣英诺肯提十字教堂

  广电总局大楼旧影

  3.俄式建筑群里的“四爷府”

  而位于东直门内的“北馆”,也历经变迁。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它成为如今俄罗斯驻华大使馆所在。不过,在俄式建筑林立的俄罗斯大使馆中,有一组特殊的中式建筑十分引人注目,绿色的琉璃瓦顶以及单檐歇山顶的建筑形制,显示出其不平凡的出身。一座外国使馆中如何会出现王府建筑?

  从乾隆年间的地图不难看出,当时这一带有两座规模较大的王府建筑群,其中靠西面的这座标注为“履亲王府”,靠东侧的则是“多罗贝勒允祁”。这两座王府如果追溯到本源,都是清朝初年襄敏贝子务达海的府邸。务达海是清朝初年一位战功卓著的皇族将军,也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的侄子,其父亲穆尔哈齐是努尔哈赤的同父异母弟。务达海这一支到了清朝的雍正年间,依据清王朝世袭降等的原则,爵位只是奉国将军,其身份已经和这座府邸的等级不符,因此他们迁往东城的干面胡同,而原府邸也被一分为二,分别分配给了康熙皇帝的第十二子履亲王允裪和第二十三子诚贝勒允祁居住。

  履亲王允裪为人忠厚老实,在“世宗夺嫡”(清世宗雍正争夺皇位一事)这一历史时期并没有受任何牵连或波及,平安度过了自己的一生。履亲王允裪共有六个儿子,但是第一子和第六子都生不足月而去世,第二子、第三子和第四子都没有活过四岁。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允裪过世。乾隆帝决定让自己的第四子永珹承袭履郡王爵位。因此这座王府也被民间俗称为“四爷府”。

  诚贝勒允祁在康熙皇帝去世的时候只有十岁,因此根本谈不上参与储位争夺。雍正八年(1730年)已经十八岁的允祁被封为镇国公,乾隆帝即位后晋封这位比自己还小两岁的叔叔为贝勒。到乾隆九年(1744年),皇帝认为允祁为人忠厚,因此把他派往东陵,总理陵寝事务并执掌关防。用民间的说法就是派他去守皇陵。这一守就是四十年。他去世后,也葬在了东陵附近。

  履亲王府和诚贝勒府当年的规模非常之大,如今附近地名遗留下来的如“十根旗杆”,就极有可能是王府内和附近真武庙内竖立的旗杆,数量之多可达到十根,从这一点也能窥见当年两座王府的宏伟。然而这两座王府大部分建筑毁于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的战火。

  1902年,“北馆”的俄罗斯东正教堂重建,俄方将履亲王府和诚贝勒府大部分区域划入其范围内,扩充后的俄罗斯东正教堂占地面积达到300余亩,共有房二百三十七间。

  俄国人在这里兴建了圣母安息主教座堂、圣英诺肯提十字教堂和教众致命堂。其中的致命堂造型极为精美,白色砖石结构,顶上有五个带十字架的蔚蓝色金星穹顶。地下室则作为安葬东正教教徒遗体之所,圣英诺肯提堂则利用了履亲王府的部分建筑,建成后作为总主教府和高级僧侣住宅楼。如今俄罗斯驻华大使馆的那组中式建筑,就是当年四爷府的寝殿。

  1956年,北京东正教会宣布解散,原俄罗斯传教团的资产全部移交给苏联驻华大使馆。1956年至1959年间,这里被建成为新的苏联驻华大使馆。在此期间,致命堂被拆除,原址上建起了一座广场。原位于北馆西南侧的钟楼同时拆除,改建为一座欧式风格的小亭子。圣母安息堂则被改为汽车修理房,圣英诺肯提堂则改为苏联驻华大使馆的庆典迎宾厅(俗称“红房子”)。致命堂被拆除后,原安葬在这里的殉道者遗骨被移往安定门外传教团墓地。后来安定门外的墓地被平毁,墓地原有的一座金顶教堂也被拆除,原址建起了如今的青年湖公园。

  清朝末年,俄罗斯人在扩充东正教堂时,将王府南侧的一些空地也买了下来,用以种植树木,并兴办了牛奶厂。这处区域和“北馆”入口之间由一座跨河石桥链接,这座石桥当年也是非常精美的建筑,而且为了防止闲杂人等入内,桥上还建了“防护栏”。由于这个院落在“北馆”的南侧,因此当地老百姓也称之为“南馆”。不过,这里的“南馆”和位于东交民巷的俄罗斯“南馆”并不是一回事,这里的“南馆”是北馆东正教堂的附属设施,后来成为如今的南馆公园。

  4.“苏式”建筑与“苏式”生活小区

  上世纪五十年代,苏联元素在北京得到极大地扩展。如今人们熟知的北京展览馆、军事博物馆、广电总局大楼等建筑,从外观上都能非常直观地感受到不一样的气质。

  1953年的国庆节前后,在北京西直门外动物园的东边出现了一片规模颇大的建筑工地。经过工人师傅们一年的紧张劳作,一座高度远远超越了附近西直门城楼的宏伟建筑出现在了人们视线里,这座带有高耸哥特式尖顶的建筑,就是由苏联中央设计院设计,毛主席亲自题写名字的“苏联展览馆”。它自诞生之日起,就成了老北京人记忆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苏联展览馆由中央大厅、工业厅、农业厅、轻工厅、电影厅、莫斯科餐厅、露天剧场等建筑组成,莫斯科餐厅刚刚开业的那段时间,曾经向参观者提供过廉价面包和香肠。当时“两件套”加起来只要五分钱,而一般食品店这一套起码要两毛钱,不过这项优惠很快就停止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莫斯科餐厅华丽转身,成为了高档餐厅的代名词,那时能去“老莫”吃一顿西餐,是一种极高的待遇。

  苏联展览馆于1958年更名为北京展览馆,但从建筑的整体和细节的设计上,仍然能看到苏联的身影。如大门口的四尊雕像,分别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学生,这四位都是苏联人的形象,这种建筑配置也颇有几分东正教教堂的味道;主楼东西两侧的环廊共有18根立柱,每两根立柱间的顶端是一个圆形的装饰物,加起来共有十六个,当年这十六个“圆盘”上是镶嵌苏联十六个加盟共和国国徽用的。

  如今的友谊医院也与苏联有极大的关系。抗美援朝期间,斯大林提出在鸭绿江一带建设一个野战医院,但毛主席和周总理则建议将这个医院建设在北京,因此1952年,由苏联政府和红十字会援助建设的苏联红十字医院在北京鼓楼西大街甘水桥附近落成。1954年迁往新址。1970年在周总理的建议下更名为北京友谊医院至今。当时这所医院最大的特色,就是患者因为某种病入院,出院时其他的病也被治愈,比如常见的龋齿,以及肚子里长有蛔虫等小毛病。由此可见,患者在这里能得到非常体贴的照顾。

  位于复兴门西南的广电总局大楼,当年主楼建成后被冠以“缩小版的莫斯科大学”的称号。新中国的广播和电视事业都是从这里起步的,如今这里仍然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所在地。

  除了这些单位建筑,还有一些居民小区,也与苏联有密切联系。京棉厂职工宿舍和百万庄小区就是典型的例子。如果从卫星图上看这两个居住区,第一印象便是平面布局酷似“俄罗斯方块”。实际上,这两个小区的建筑样式正是采用了苏联的“邻里单位”式布局。总体上呈半封闭状态,内部减少车辆穿行,并设置有配套的学校、商场等生活设施。值得一提的是百万庄小区除了参考了苏联的模式,其平面布局则渗透了中国的传统文化。总体上该小区按照传统文化中的十二地支来命名,包括“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九个区域,其中前八个呈合围的状态分布,寓意为传统文化中的“八卦”。

  补白 被“国际化”的清代王府

  北京城里有不少王府。因为清朝末年的纷乱时局,一些王府被西方列强侵占,昔日王府当时成为“国际化”的建筑。有哪些王府有着这样的经历呢?

  安亲王府。原址位于台基厂南侧东交民巷内。府主岳乐,清太祖努尔哈赤之孙,饶余亲王阿巴泰四子。岳乐自顺治年间晋封亲王之后,直到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去世,一直享受亲王待遇,因此这座安郡王府实际上是亲王府的规制。雍正年间,雍正皇帝翻起了岳乐的旧账,岳乐被认为“居心不正”,且多次触忤康熙皇帝,因此雍正帝强令岳乐子孙不得承袭爵位,家人都被赶出王府,这几乎和抄家无异。空出的王府被改造为奉祀对国家有功之臣的昭忠祠。《辛丑条约》签订后这里被划入使馆界,建筑被悉数拆除,原址上建起了奥匈帝国的兵营。

  豫亲王府。府主多铎,系清太祖努尔哈赤第十五子,多尔衮之弟。其豫亲王府于1916年被末代豫亲王卖给了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之后美国人利用府址筹建了协和医学院。1921年协和医学院建成,共耗资七百五十万美元。有传闻说当年美国人在拆除王府建筑时曾挖出了金窖,还有小王爷去讨自家财产被拒而一命呜呼的说法。然而实际上是施工过程中挖出了一具铜制头盔,仅在表面有镀金而已,并且这具头盔被当场砸碎瓜分。

  肃亲王府。府主豪格,系清太宗皇太极长子。豪格因获罪于多尔衮而被下狱,最终被逼自尽,后被顺治皇帝平反昭雪,其后人继续承袭爵位,其封号一度改为显亲王,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恢复肃亲王封号。肃亲王府规模宏大,附带有花园,环境极其优美。因此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被法国公使看中,想要强行租借。当时恭亲王奕訢认为肃亲王乃是八家铁帽子王之一,如果将府邸租借有碍体面,因此肃亲王府躲过一劫。肃亲王府东南侧的纯公府则被法国人租借,成为法国公使馆。然而意想不到的是最终肃亲王府毁于1900年义和团进攻东交民巷的战斗中,沦为一片废墟。《辛丑条约》签订后这里同样被划入使馆区,成为日本使馆和意大利兵营。

  裕亲王府。位于台基厂一带,这位裕亲王和上文提到的豫亲王并不是一个人。此处说的王爷是康熙帝的二哥,顺治皇帝第二子福全。关于福全,还有一个逸闻趣事。当年顺治皇帝把二子福全和三子玄烨叫到一起,问他们将来的志向,玄烨说的是愿效法父皇,而作为哥哥的福全只说愿为贤王。因此玄烨即位后对自己的这位哥哥非常感激,哥儿俩的关系也是特别亲近。康熙皇帝还曾写诗句来表达他们之间的兄弟情谊:“愿将花萼楼前老,帝子王孙永结庐”。《辛丑条约》签订后裕亲王府被划入使馆区,成为奥匈帝国使馆。

  廉亲王府。廉亲王府与裕亲王府相邻,府主即大名鼎鼎的康熙皇帝第八子,也是清宫戏迷们嘴里念叨的“八阿哥”允禩。这座王府因允禩得罪雍正皇帝被削爵圈禁而被收回。这之后此处被改建为经版库。从乾隆年间的京城全图中能大约看出原王府的规模,但已经残缺不全。《辛丑条约》签订后这里和裕亲王府以及原安亲王府一起沦为奥匈帝国的使馆和兵营。

  淳亲王府。府主弘暻,淳亲王允佑第六子。该府于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被英国占据。当时英使额尔金在怡亲王府居住,本来想租借该府,但同样被奕訢以怡亲王是铁帽子王有碍体面为理由拒绝,最终他选择了淳亲王府。此后该王府部分建筑被改建,并添建了英式楼房。庚子之变中未受重创,保存较好,现位于东交民巷正义路西侧。

     (文章来源:《北京晚报》;作者: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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