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刹海银锭桥 王彬摄

　　什刹海是北京历史文化保护街区，也是著名的旅游风景区。此处水天相映，杨柳依依，在小桥流水间环绕着老北京的市井风韵。

　　金丝套地区则是什刹海的核心区，是指前海北沿、后海南沿、柳荫街与前海西街之间的区域，包含前海北沿、后海南沿、东口袋胡同、东煤厂胡同、西煤厂胡同、大翔凤胡同、小翔凤胡同、大金丝胡同、小金丝胡同、前井胡同、后小井胡同、毡子胡同、北官房胡同、南官房胡同、柳荫街与前海西街。其中的前海西街分东西与南北两个段落。东西段落的东端与前海北沿相连，西端与柳荫街相接，前海西街的这个段落是金丝套地区的西南边缘。前海西街的南北段落，其北是毡子胡同，其南是地安门西大街，这个段落则不在金丝套地区的范围之内。

　　前海北沿的南部是前海，后海南沿的北部是后海，柳荫街与前海西街位于金丝套地区的西部与南部，原是玉河故道，因此金丝套地区在历史上曾是一座被绿波萦绕的岛屿，具有独特的自然环境与丰富的人文景观，是北京胡同中的精华。

　　历史中的玉河故迹

柳荫街曾是玉河故道。王彬摄

　　在北京的历史文化保护街区中，什刹海地区以水著称。西海、后海、前海从西北到东南迤逦而下。历史上这里曾经有一条小河，因为是流进皇城里面去的，故称御河，谐音玉河，又因为河道弯曲，在民间称月牙河。

　　玉河不是自然形成的河流，而是为了保证和稳定皇城内三海的水量与水位，于明代中期开挖的人工河。

　　玉河的起点是德胜门桥的东侧，从西海流出经过今天的东明胡同、羊房胡同东段，向东南流淌，至恭王府的西南角转折向东，经过套河流进北海，多余的河水才流进前海，由此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水流现象。我们知道，中国的地理环境是西北高耸，东南低洼，河流基本是从西北向东南流动，但是，在这里，什刹海中的前海与后海由于玉河的缘故，使得水流不是从后海流向前海，从西北向东南，而是从东南的前海向西北的后海流淌，从而形成了“什刹海，水倒流”的特殊现象。

　　历史上，玉河两侧多植葱茏的碧柳，住在这里的居民便将“树”的种类与“河”的形状联系起来，把羊房胡同东口一带称为“杨柳湾”。明代茶陵诗派的领袖人物李东阳曾经在附近居住，创作了不少诗歌，吟哦这里的风光，其中有一首这样写道：

　　沙崩树根出，细路萦如栈。

　　垂柳隔疏帘，人家住西岸。

　　暗绿色的水波冲圮了堤岸，柳树的根部裸露出来。岸边的道路纤细曲折，宛如悬架于峭壁的栈道。微风中柳枝摇曳，仿佛翠绿的珠帘。面对这样的景色，诗人不禁欣然陶醉了。

　　为了便于玉河两侧居民往来，在玉河上修建了许多桥梁。北端是李广桥，即今之羊房胡同东口一带；其南是两座无名小桥，一座位于西口袋胡同东口，一座位于大、小新开胡同东口；再南是清水桥，拐到东向是板桥；再东是三座桥；最东是响闸，总计六桥一闸。其中，李广桥与三座桥是石拱桥，前者高峣，后者微拱，其余四桥均是平桥。李广桥是明代弘治年间巨珰李广所建，故以此为名。明代的这个李广由于善于符箓祷祀，而受到弘治皇帝的宠信。后来，李广得罪了弘治，弘治派人抄了他的家，搜出进贿给他的账簿，上载受馈“黄白米各千百石”。弘治看了大吃一惊，问身边的内侍道：“广食几何？乃受米如许！”内侍对他摆摆手说：“此隐语耳。黄者金，白者银耳！”李广败事以后，他所建造并以其名为称的桥梁也受到非议，认为其人不好，桥亦蒙上羞耻。但是当时持这种议论的人物，没有丝毫的行政权，只能停留在笔尖之上的讨伐而已。到了清代反而出现了以李广为名称的三条道路。一条是桥东的李广桥东街，即今天的后海南沿；一条是李广桥西街，即今柳荫街西侧的道路；还有一条是李广桥南街，位于后海南沿之南，今柳荫街的东侧。

　　李广桥之外，引人注目的是三座桥。三座桥位于今三座桥胡同北端。为什么称“三座桥”？难道是三座并列的桥梁吗？当然不是。我认为其实是“第三座桥”的简称。玉河之上的六桥，从方位上看，可以分为两组。从李广桥到新开路胡同东口的无名桥，基本处在南北直线上，是第一组；从清水桥、平桥，到三座桥处在从西北到东南的拐角上，可以算是第二组。如果从清水桥算起，三座桥正好处于“第三”的位置。

　　三座桥之东是响闸。响闸位于南关房胡同的南口，玉河经过响闸进入前海外侧的套河。玉河的水位高于套河，水流跌落发出声响，响闸之称也就由此而来。响闸与三座桥一带，颇有江南水乡的味道，是许多北居南人的吟咏对象。康熙年间，从南方到北京做官的施闰章写过一首《集响闸》的诗：

　　片雨城头送夕阳，

　　池旁楼馆受风凉。

　　潺潺流水管弦思，

　　袅袅浮云荇藻香。

　　近浦雕栏齐系马，

　　入筵雪鲙施烹鲂。

　　登临莫引江湖兴，

　　杨柳河桥似故乡。

　　诗中述及“池”与“浦”，当是指前海，而附近楼馆、雕栏、河桥与杨柳，则与江南无异，自然难免惹起诗人的故乡之思。

　　1952年，新中国成立不久，为了方便居民出行，把玉河改为暗河，并在上面修筑道路，称李广桥南街，以其位于李广桥南侧之故。1964年北京市进行地名整顿，当时领导此项工作的副市长吴晗认为以李广（不是汉代的飞将军李广）的名字作为街道之称不妥而下令更改。经过反复推敲，越明年，乃改为今名。柳荫街西侧是松树街，当时西城区地名办公室的同志提议可以和那里道路相呼应而称柳林街。但是，丰台区已有柳林街，因此北京市地名办公室没有批准。西城区地名办公室的同志反复推敲后，乃定今名上报。柳荫街这个名称相对李东阳笔下的杨柳湾，算是又折回到了历史原点。

　　大金丝与小金丝胡同溯往

锯齿形状的大金丝胡同 王彬摄

　　金丝套地区有两条胡同。宽的叫大金丝，窄的叫小金丝。大金丝胡同均宽3米，小金丝胡同均宽2米。大金丝是一条南北偏斜、东西走向的胡同，东端北起银锭桥胡同，西端南折至南官房胡同，全长249米，北侧门牌1-39号，南侧门牌2-20号。小金丝南北曲折走向，北端是北官房胡同，南端与大金丝胡同相通，全长108米，西侧门牌1-31号，东侧门牌2-8号。在清乾隆十五年（1750年）京城全图中，这两条胡同统称金银色绦胡同。民国以后，“绦”谐音为“套”，分拆为大金丝套与小金丝套胡同。1965年将“套”字省略。

　　为什么叫这个名字？这要从刘若愚说起。明代末年有一个叫刘若愚的内监，依附权阉魏忠贤，魏失势后他也受到牵连，在彻查高攀龙等七人被诬致死案时被处以斩监候，也就是死缓，后来得到赦免。在缧绁中刘若愚写了一本有关明廷内官衙署的书：《酌中志》。刘若愚说，明代的内府设有内织染局，也设有织染所。内织染局是内府二十四衙门之一，织染所则不在其列。内织染局负责“染造御用及宫内应用缎匹绢帛之类”，织染所则“执掌内承运库所用色绢”。

　　内织染局为内廷服务，织染所则不仅为内廷而且为外廷服务。刘若愚说，织染所的衙门在“三座桥北”，因此有人认为今天的大小金丝胡同就是明代织染所的故地。

　　是否如此，是需要进一步讨论的。因为，同样是在三座桥北的小新开胡同内有一座尼僧庙，叫通明庵，历史上称真武庙，据庙中的碑文记载：

　　景泰三年春正月，朝廷敕有司于都城内相地建名曰织染所，以需上用。既而命司设监左少监来公富以莅其事。期年之间，事集而政（下残）北极真武庙于所内西边，盖将以祝寿延景，贶于无穷也。不日讫工，而殿庭门庑，仑焉奂焉。（下残）以古桧，又置斗室，择士之处于奉神者，供洒扫香火之（下残）籍真武之神，掌握枢机，斡运洪化，覆而为云，泽而为雨，鼓之（下残）拯灾愈疾，其神之贶于天下不浅□矣。成化十年甲午（下残）奉命继其任，公事毕，敬谒拜庙宇，周历遍缆，喟然为（下残）杨公旺曰：昔之李公若是好善之，诚用心之（下残）盍假名笔，识其颠末，庶来公虽逝泉壤，（下残）来公创始之仁，而又重韦公不没人善（下残）成化十年夏五朔旦礼部尚书郎（下残），中书舍人东吴魏佑记并书篆，（下残）监工内使沈明、李海（下残）

　　景泰三年，即公元1452年，在这一年的春天，任命司设监左少监来富到织染所主事。来富故世以后，织染所换了新的主官。19年以后，成化十年（1474年）建造了真武庙，“殿庭门庑，仑焉奂焉”，位于“所内西边”。依照明朝内府惯例，真武庙应是织染所内官的办公地点。因此可以推断，织染所不是位于大、小金丝，而是位于其西侧的小新开胡同里。如今的通明庵，虽然已经改为民居，但建筑尚在院落完整，是难得的明代内府机构的实例，应该予以妥善保存，而碑文的拓本则保存在国家图书馆的善本部里。

　　之所以如此断定，是因为在明实录中还有这样一条史料：

　　景泰三年，正月庚子，改废铁厂为织染所。

　　今之小新开胡同的南边有一条小巷称铜铁厂胡同，很可能便是从废铁厂演变而来，从而为织染所的正确位置提供了又一个佐证。

　　既然如此，位于小新开东面的大、小金丝胡同又因何得名呢？

　　“海边”的胡同形态

　　北京城的道路系统，由南北走向、东西走向的大街与纤细的小巷组成。这些小巷，北京人习惯地称为胡同。几千条胡同大都排列在南北大街两侧，基本为东西走向，从而为追求坐北朝南的四合院提供理想的朝向保证。

　　但是，地理环境不同，道路包括胡同也不得不改变走向。金丝套地区的西北是后海，东南是前海，后海从西北向东南，前海则从东北向西南偏斜，受这两片水域的影响，这里的胡同也基本采取偏斜姿态。举凡东西走向的胡同，一类向西南偏斜，一类向东南偏斜。前者典型的是北官房胡同；后者典型的是大金丝胡同。由于东西走向的胡同歪斜，连接它们的南北走向的胡同也不得不随地赋形，而采取或倾斜，或弯曲，甚或曲折的形态，诸如小金丝胡同、后小井胡同、毡子胡同等。

　　胡同既然是偏斜的，如何保证四合院的理想朝向呢？

　　上面谈到，北官房胡同从西北向东南，而大金丝胡同则从东北向西南偏斜，都不是东西朝向。但是，在大金丝胡同，那里的四合院不仅院门、房屋，甚至围墙仍然保持了正南正北的朝向。原因就在于，坐北朝南的四合院与倾斜的胡同之间设立了45度夹角，从而使院落与胡同之间保持了一种锯齿形状，宛如河道码头。当然，由于胡同的偏斜程度不同，并不是所有的四合院都可以与胡同保持这种45度的关系。南官房胡同以南的前海北沿由于角度过于偏斜，不仅胡同是斜的，院落是斜的，就是院子里的房屋也是斜的，从而与前海的倾斜角度保持了一致。

　　胡同与四合院之间的这种45度夹角关系，是北京四合院追求正南正北朝向的极端体现，这在北京其他地区是难以见到的，属于金丝套地区的发明创造，是一种特殊而又充满趣味的建筑文化现象。

　　胡同与四合院的锯齿形状，难免使人联想一种叫“绦”的织物。绦，通常叫作绦子，是用丝线或者棉线编织的带子，有圆形与扁平两种形状。扁平的往往有锯齿形状的花边。回顾大金丝胡同在乾隆时期的名字“金银色绦”，这二者是应该有某种关联的。换言之，胡同之称源于胡同的形状，并不折射更多历史含义。

　　旧时王谢堂前燕

恭亲王府狮子院 王彬摄

　　金丝套地区有两处王府，一处公府。两处王府，一是恭王府，一是罗王府；公府是兆惠府。

　　恭王府在前海西街17号，前身是和珅府。和珅是乾隆皇帝的宠臣，做到了文华殿大学士，官居一品而位极人臣。前些年，由于以他为题材的电视剧的热播，和珅成了明星人物。在电视剧中，和珅被刻画成一个贪婪、颟顸、可笑的奸臣，然而，真实情况却是，和珅颇有才干，不仅通晓满语、汉语、还懂蒙古语与西部少数民族语言，作诗也颇有几分辞藻。他在被嘉庆皇帝关在天牢时，曾经写过两首五律而被检举，说他擅书《悔诗》——此时作诗也是不允许的。诗的确充满了悔意，表达了一种无奈而又悲凉的心绪。其一曰：

　　夜月明如水，嗟予困已深。

　　一生原是梦，卅载枉劳神。

　　屋暗难挨晓，墙高不见春。

　　星辰和冷月，缧绁泣孤臣。

　　其二曰：

　　今夕是何夕，元宵又一春。

　　可怜此月夜，分外照愁人。

　　对景伤前事，怀才误此身。

　　余生料无几，空负九重恩。

　　和珅被处死以后，嘉庆皇帝把和珅的府第赐给他的兄弟庆郡王永璘，和珅府便改称庆王府。永璘后又被加封为亲王，但不是世袭罔替的铁帽子王，他的后裔没有资格继续住在这里。咸丰二年（1852年），咸丰皇帝的兄弟恭亲王奕分府，于当年四月迁入，庆王府于是又改称恭王府。

　　恭亲王府前部是府邸，后部是花园，是北京保存最好的王府。由于府内的花园与《红楼梦》中的大观园有相近之处，因此有一派红学家认为这里便是《红楼梦》中的荣国府。

　　恭王府的东侧是罗王府，位于毡子房胡同7号。罗王府也称阿拉善王府。阿拉善是贺兰山的音转，元太祖的兄弟哈布图哈萨尔的后裔厄鲁特部居住于此。清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清廷将其时的首领和罗里按照内蒙古四十九旗之例编制为旗，名为阿拉善厄鲁特旗，封和罗里为扎萨克多罗贝勒。和罗里故世以后，他的第三个儿子阿宝袭爵。

　　阿宝幼居北京，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娶和硕格格（郡主），授和硕额驸。后来，阿宝又率兵会同西安将军至巴里坤进攻准噶尔，接连打了许多胜仗，受到皇帝的喜爱。雍正元年（1723年），由贝勒晋封为多罗郡王。阿宝死后，次子罗卜桑多尔济袭扎萨克多罗贝勒。乾隆十二年（1747年）罗卜桑多尔济娶多罗公主，授多罗额驸，后以军功晋和硕亲王，简称罗王。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诏谕“世袭罔替”。

　　恭王府与罗王府之间有一条小巷，称为府夹道。这条夹道与《红楼梦》中荣、宁二府之间“有一小巷界断不通”的地理位置十分吻合，从而引起红学家的无限遐思。新中国成立后，罗王府作为公安部宿舍。20世纪50年代，在府夹道盖楼。府夹道的消失令红学家们惋惜不已。

　　罗王府的西北，前井胡同3号、5号、7号是清代“武毅谋勇”一等公兆惠的府第。兆惠，字和甫，乌雅氏，满洲正黄旗人，官至协办大学士。

　　兆惠是维护祖国统一的英雄，他先参加了平定天山北部叛乱的战争，后又任西路兵团总司令平定了天山南部的叛乱，使天山南北大约19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重新回归祖国，取名新疆，意谓重新归复的疆土。

　　囿于历史原因，我们过去很少宣传这个人物，说到阻止新疆从祖国分裂出去的只知道有左宗棠，而不知道有兆惠，这是十分不应该的。兆惠故后，葬于今之科荟路北侧，尚存墓前石碑与两座华表。为了举办2008年北京奥运会，有关部门在2004年开始对奥林匹克体育公园进行规划时，我建言应将奥林匹克体育公园内部及其周围的历史遗迹进行保护，其中便包括兆惠的墓地。

　　这样一位维护祖国统一的英雄居住在什刹海畔的金丝套地区，自然是可以引以为骄傲的。但多年来我们却认识不够，以至他的故居零落不堪，这是无论如何不应该的。

　　这些人物，无论是有功于祖国的英雄，还是被钉在耻辱柱上的奸佞，都已经化为历史的暗影，属于旧时王谢，而受到或褒或贬的评述，从而引起后世的无尽思索。这种思索，对于不过二十余公顷土地的金丝套地区而言，自然是厚重万分，而值得我们异常珍惜。如果进而把我们的思索与珍惜转化为现实的动力，从而把金丝套地区推向世界，作为北京人的一种居住环境的特殊文化，难道不是一件大大的好事？

　　（来源：《光明日报》2021年4月23日，第13版；作者：王彬，系鲁迅文学院研究员；图片：原文配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