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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门大街——百年老号 各有千秋

来源:《北京晚报》  发布时间:2019-11-15

  前段时间,正阳门至永定门的御道复建完成,人们可以一睹当年御道的风采。其实,史书上关于御道的细节,比如,它的形制、修建时间以及皇帝如何使用等,记载的并不多。只是在雍正七年(1729年)的一道谕旨中,有从天桥至永定门修建石路的明确记载。从清末的照片来看,从正阳桥向南,路中央为石板,两侧为土路,石板路或许就是当年的御道。

  从这也能看出,在明清时期,从前门到永定门的这条路,虽包含了御道,但并不完全都是御道。这也造就了这条道路的独特性:既有皇家的威严,沿街又有极具烟火气的众多商铺,由此形成了极强的人气。

  如今,还有不少历经百年沧桑的商铺老字号,在这里诉说着时光的变迁。

  前门大街的商业气息,萌生于元代,形成于明代初年,繁盛于清,其繁华景象一直持续至今。

  其根本原因在于这一带的重要位置。元代黄文仲的《大都赋》这样描绘元大都的正南门——丽正门(今天安门一带):丽正门前官员往来,为“衣冠之海”,其东的文明门(今崇文门北),是大运河漕船进入大都的“舳舻之津”,其西有“顺则(承)门”(今宣武门北),为南来商贾云集的地方,因此丽正门以独特的位置,使得天下物产“不求而自至,不集而自萃”,这也是前门一带最初的市场“萌动”。

  明永乐帝建内城时,将元大都南垣南移,明代内城的正南门就是正阳门。当时,正阳门建了四个廊房胡同,“召民居住,召商居货”。由于城池的南移,大运河的终点码头也由积水潭移至东便门外大通桥下,正阳门一带形成新的“物流中心”,再加上崇文门税关前的商业、手工业的集聚,为前门的发展,提供了多方面的支持。到明万历年间,前门大街及周边店铺就达到1078家,正阳门外已发展成为当时最为繁华的商业中心之一。

  据清代吴长元编辑的《宸垣识略》记载,崇祯年间,正阳门外的这条道路,有不少商民“搭盖棚房”,而且因为商铺太多,使得成国公朱纯臣(明朝最后一位成国公)家里在灯节时失火,成国公要求清理路旁的棚房,整顿街容。侍御金光辰(崇祯元年进士,以性格耿直、敢于直谏著称)认为,这样做恐怕会造成穷苦百姓失业等问题,便奏请停止。崇祯皇帝后来采纳了金光辰保护商民的意见,使得前门大街棚房依旧。

清代末期的前门大街

  清朝入住紫禁城后,实行“满汉分城之制”,“分城之制”把大量人口推到了外城,也同时使大量的购买力云聚前门大栅栏两厢。难怪清代于敏中等先生在《日下旧闻考》特别批注道:“今正阳门前棚房栉比,百货云集,较前代尤盛。”

  到了乾隆年间,前门大街衍生出三条街来。前门大街也成为三条街的合称:前门正街(也就是前门大街)和它东侧的肉市街以及西侧的珠宝市(包括其南的粮食店街)。

  上世纪五十年代,前门大街上仍然还有很多有着悠久历史的店铺。从北向南,前门正街东侧有:大北照相馆(其前为瑞生祥绸缎庄)、力力餐厅、天成斋鞋店、都一处、正明斋饽饽铺等。东侧里街还有广和楼、全聚德烤鸭店、正阳楼饭馆等。

  前门正街的西侧有月盛斋(1950年从户部街迁来,其址原为永增和银号)、盛锡福帽店、祥聚公饽饽铺等。西侧里街的珠宝市里有谦祥益绸布店,粮食店街上最有名的是六必居酱园以及中和戏院。

  六必居如今依然是老北京非常喜爱的美味之一。据王兰顺先生在《老字号六必居的前世今生》一文中记载,过去六必居酱菜的原料都是从固定的“三世五代”农民种户手里采购,农户以特殊的种子选择适当的土壤,产出与众不同的产品包销给六必居。比如,永外牌坊村种的香瓜“八道黑”;安定门外黄寺的黄瓜;朝阳门外王子坟、永定门外石村的萝卜“二英子”等,这些不同一般的蔬菜所制成的成品自然色味俱佳。

  前门大街的繁盛,带动了周边的胡同。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前门一带最终形成一个以前门大街为中心,旁及两厢胡同的商业街区,包括打磨厂、鲜鱼口、西河沿、大栅栏等胡同,其中大栅栏尤为著名。清末民初,不到三百米的大栅栏就有店铺80余家,而且老铺名家众多。

瑞蚨祥鸿记老店的员工每天要将厚重的门推开(袁家方 摄)

  如今人们逛大栅栏,还能看到八大祥之首的瑞蚨祥与祥义号的比肩而立。瑞蚨祥开设于清末,在民间流传着这样的故事:自开业后,在瑞蚨祥买绸布时,售货员总是让布料松弛,不拉直,最后还要放出寸许,这些小动作中见店家的“实诚”。凭着这些优势,瑞蚨祥在北京开业仅十来年,就占据了北京绸布业的榜首。

  瑞蚨祥现存建筑是上世纪初建成的。1900年,前门数千家铺户被烧,瑞蚨祥也在其中。后来重建

  瑞蚨祥,打造了好几道防火线。当时,在店后小院里有个地下室,其目的是遇到灾害时,可将货品抢运进去。据说,地下室冬暖夏凉,冬季能品热腾腾的香茶,夏天有“二妙堂”的冰激凌,别有洞天。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地下室被拆除。

位于前门大栅栏的著名老字号:同仁堂(TAKEFOTO供图)

  在大栅栏,还有一家妇孺皆知的老字号:同仁堂。关于它的历史,这里就不再赘述,说一说关于同仁堂鲜为人知的细节。

  当年,老同仁堂是个“下漥子”(“漥”同“洼”)门面,进店得先下好几步台阶。换句话说,就是同仁堂老铺比大栅栏街面要低,就像路边的小沟壕。小时候,我听老人说,当年公共厕所稀缺,左邻右舍及路过的人,每到夜深人静,总将同仁堂门前当作方便之处。但是,每天夜里,当听到门外有动静时,同仁堂的伙计们也绝不吭声去惊扰。清晨起床,老铺伙计们第一件事,就是去清理门前的粪便,从不埋怨。而且,他们还发现,哪天铲除的粪便多,那天的生意就一定好。这件事,我只听老人说过一次,一直将信将疑。

  若干年后,看到夏仁虎先生所著《旧京琐记》中就提到这件事。他说:“大栅栏之同仁堂生意最盛,然其门前为街人聚而便溺之所,主人不为忤,但清晨命人泛扫而已。盖惑于堪舆家言,谓其地为百鸟朝凤,最发旺云。”后来,在唐鲁孙先生的《老古董》书中,有《西鹤年同仁堂——三百年的老中药铺》一文,也记载了这个“逸事”。

  有夏、唐两位老先生之言,才知小时候老人所说绝非虚言。虽然这个故事说的只是同仁堂的一个很小的举动,但对老铺的敬意油然而生。街坊、路人在门前遗洒“污秽”,但店员们仍安之若素,并在黎明时分进行清理,这是老字号特有的忍让和“牺牲”,也是一种担当。

  补遗

  前门两侧为何多斜街

  说起北京的前门大街,可谓家喻户晓。熟悉这里的人会注意一个独特现象:前门两侧大多是斜街,这是什么原因呢?

  这还要从元代说起。元代至元十年(1273年),在已经被蒙古军队摧毁的金中都城废墟的东北方向,一座新的都城建设完毕,这就是大都城。这座新都无论从规模上还是辉煌程度上都远胜金中都。于是在京城形成了旧都与新都并存的“双城”局面。旧城的东北门光泰门几乎正对着新城的西南门——顺承门。说起光泰门,其背后还有一段往事:当年金中都建成后并没有此门,后来随着中都东北郊避暑离宫太宁宫的修建(今北海),为了方便皇帝往来,专门开辟了此门。后来金代末年为了加强中都的防御又将此门封堵了。因此双城之间最便捷的通路便不存在了。

  元大都建成后,更多的金中都“原住民”为了往来新都方便,另辟蹊径,从旧城东城墙最北侧的施仁门前往大都的正门——丽正门。即从今日虎坊桥一带沿着铁树斜街前往正阳门以北区域。这也是为什么前门外西侧的胡同有很多并不是正东正西走向,而是自西南至东北的走向。当然那时候的人选择这样的走向除了距离近以外,还有地势的原因:如今的珠市口以南的地区在当时大多还是沼泽地,积水颇多,也比较泥泞,很多人都会绕路而行。

  道路形成的同时,商业契机也接踵而至。当年往来双城之间的人不在少数,商人们也正是看中了这些斜街沿途的客流量,因此在沿街开设了不少店铺招徕生意。

  前门外东侧鲜鱼口周边的道路,也有很多斜街,这些斜街的形成,并不像西侧是人们的自然选择,而是源于元代一条运河的走向。

  元代在北京开凿了三条比较重要的运河,其中最有名并且沿用至今的便是通惠河,这是三条运河的中线。运河的北线是从光熙门附近流出至如今的望京地区南侧,然后向东至东坝以东注入温榆河,这条河名为“阜通河”,望京的“阜通大街”即得名于此。

  而南线的运河知道的人就比较少了,当时,前门外东南侧这一带,就属于南线运河的上游,这条运河向东一直到张家湾附近注入北运河,元代称其为“金口新河”。后来,这段运河逐渐淤塞。明正统年间,因为要修筑内城南段城壕,为了工程的顺利展开,在这一带修坝蓄水,城墙修好后,为了泄掉蓄水,便将正阳门东南侧旧有的河道疏通。于是干涸了很久的河流再次活跃起来,周边也逐渐有了一些以打鱼为生的渔民,打上来的鱼往往都是就地售卖,因此,此地便慢慢被称为鲜鱼巷(当然,不排除元代此段运河还未淤塞时,也有大量居民居住在此)。

  明末,这段运河的河水再次干涸,此地也改名为鲜鱼口。因为是河流的故道,这里也无法建成平直的胡同,只能因地制宜,建成一条条斜道。当然,斜道并不影响这里的人气,随着前门的繁盛,鲜鱼口的商业也被带动起来,形成了前门外东侧的一大商圈。

  (来源:《北京晚报》2019年11月12日36版;作者:袁家方;图片:原文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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