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墙嵌“泰山石敢当”的东四三条四合院门口 李麟手绘

　　北京的胡同，既是北京空间的组成部分，也是时间的组成部分。有着700多年历史的东四三条胡同，是我家曾居住过的老宅所在地。至今，她体量不变，保持着当年设计时的原生姿态：宽9.24米，长700米。公元1276年，东四三条胡同与元大都城同时落成，当时即称“三条胡同”，头条至六条胡同均诞生于此时。

　　明永乐四年（1406年），在齐化门（今朝阳门）内大街与崇文门内大街交叉处，东、西、南、北四方各修建一座牌楼，这块地界被称为东四牌楼，从此，三条胡同前又冠以“东四牌楼”。1954年，为扩展街道，东四牌楼被拆除。渐次，三条胡同被称作“东四三条胡同”至今，它年轮般地记载着700多年间这条胡同里住户的变化。

　　什么人住进三条胡同？

　　1276年，元大都城建成后，忽必烈下诏，从原金中都的旧城（北京西南面），迁徙部分居民到大都城内居住。并不是任何人都可随便迁徙，居官者、有钱者优先。据《元史》载：“诏旧城居民之迁京城者,以赀高及居职者为先,仍定制以地八亩为一份；其地过八亩或及力不能作室者,皆不得冒据,听民作室。”依照这个规定，高官、富户从北京西南迁进大都，并按规定的八亩建筑面积，自盖院落，超标不可。1965年，在西直门后营房北城墙基处，发掘出一处元朝的住宅，房基完好，隔扇、柱础、石兽及台阶都无损。这座住宅有正宅，住房坐北朝南，东西是厢房，还有跨院和小花园，全部面积正好是八亩。

　　元朝和明朝时，什么人住在三条胡同里，现存资料尚不明确。1644年5月，清军进入北京城。10月，顺治帝在即位诏书中提出：“京都兵民分城居住。”“兵”就是八旗兵；“民”就是非旗人的居民。顺治五年（1648年），又颁谕令：“凡汉官及商民人等,尽徙南城居住。”并限定“来岁岁终搬尽”。清政府对北京城及宫殿没做改动，却对居住内城的居民，进行了一次洗牌。旗民分治政策，在北京持续了267年。

　　东四地区为正白旗属地，属“上三旗”，地位较高。逐渐，百姓称东四地区为北京城的“白菜心儿”，以示其地位的优越，三条胡同也就成为北京胡同中的“大家闺秀”了。

　　“三府一家”有尊卑

　　三条胡同与其他胡同不同的地方，是在清代，这条胡同的住户，可说只是“三府一家”。它们地位不同，建筑格局也有差异。

　　胡同东口是阿拜府，阿拜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第三子，追封镇国公。阿拜当年军功不显赫，故所授爵位不高，府邸面积不大。

　　紧邻阿拜府邸的是车林巴布（成吉思汗第二十九世孙）王府，这是以最后的主人称谓的，先前的主人是成吉思汗第二十四世孙桑斋多尔济。

　　雍正元年（1723年），成吉思汗第二十二世孙丹津多尔济被清政府封为郡王，八年后晋智勇亲王，其子多尔济色布腾与和硕和惠公主结婚，生子桑斋多尔济。

　　桑斋多尔济三岁丧母，父亲又于雍正十三年（1735年）去世。乾隆帝即位后，怜桑斋多尔济年幼孤单，于乾隆三年（1738年）诏其进京，先于内廷教养，成年后，娶一公主，被授多罗额驸，享有爵位和俸禄。

　　桑斋多尔济府邸为一座四进四合院，房屋100余间，严整舒适，高大厚重，出廊带厦。前后院从垂花门起，都以游廊贯通，第二进院正房内的天花木格吊顶彩绘，配以龙的图案，显示了这座府邸的尊贵。

　　车林巴布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十一月承袭札萨克、多罗郡王。札萨克是蒙古族部落首领，多罗郡王是清廷的爵位。车林巴布一身二任，在清朝是少有的。

　　车王府藏有大量珍贵的满族曲艺子弟的书和曲本。自20世纪20年代分两批散出，流落于街面。其中有一部《蒙古王府本石头记》，又称“脂蒙本”，专家考证，这个版本为120回，但前八十回有脂批，后四十回为后人用白纸刻印。

　　车王府西墙是一条通道，通道西侧为仓韩家。仓韩家没有爵位，为皇家管理附近的几座仓廒。虽然是个肥差，但地位低下，住房不能紧挨着王爷府。于是，在车王府与仓韩家之间，辟一条通道，以示尊卑。

如今东四三条的“泰山石敢当” 曾子芊摄

　　仓韩家住房规格平平，没有高屋大院。他家西端南屋墙角正对着二条横胡同，为保平安、辟邪，仓韩家在南屋墙角，嵌进一条一米高、宽约40厘米的石雕“泰山石敢当”，这石雕保存至今。

　　仓韩家西邻是赫舍里氏英家，主人英朴，江苏粮道，负责皇粮征收和押运至京城。英家的正门在三条胡同，后门在四条胡同，院落纵横，气势宏大。花园里，亭阁叠石交融，水塘花木掩映。府内还有一座戏楼，夏日，庭院搭“天棚”防晒、纳凉。大门内，一棵硕大的梧桐树，在内城少有。

　　英朴后人中，一位格格嫁给了乾隆帝长子后裔贝勒毓朗，生女儿婉容，婉容嫁末代皇帝溥仪。

　　英家占三条胡同路北的西半部。英家府和仓韩家的住房也不能相连,于是，在仓韩家与英家府之间，又辟一条死胡同隔开。

　　百姓渐入“白菜心”

　　1912年，清帝逊位。三条胡同的车王府、英家府、仓韩家断了供给，于是将王府大院切割出售。到1949年，三条胡同共有55个门牌。

　　依然从东口说起。

　　阿拜府分割五个门牌被卖掉，车王府主人车林巴布离北京到蒙古任职，房屋被分作三大部分卖出，门牌7号、8号为日本的石景山东支那冶铁株式会社。车王府中间部分，卖与万国道德学会。车王府西部，被周大文购买。周大文在民国初年，供职在张作霖部下，被张作霖器重，并与张学良结下莫逆之交，拜为把兄弟。1931年，周大文出任北平市长。

　　仓韩家分六部分卖出，形成6个门牌，但每个门牌的建筑，都为较小的二进四合院。

　　西部英家大院，按其范围大约是24号至34号，其中以28号为最大，其余也多为二进小四合院，但比仓韩家的二进四合院整齐、有规模。住在这里的有当年红极一时的京剧“冬皇”孟小冬，在三条胡同期间，孟小冬潜心学习京剧余（叔岩）派艺术。1943年，余叔岩病逝，此时孟小冬演唱余派的水平已达巅峰，人们把孟小冬视为研究余派艺术的活标本。1945年，孟小冬离开北京前往上海。还有几户没落的皇族，也住进了英家大院。

　　兴于乾隆朝，没于光绪朝的金融业恒利号董姓，在民国初年，四兄弟及妹妹在三条胡同也买下了五处房子，门牌为16、17、31、32、52号。曾经，董家经营银号很成功。北京有谚语：“头戴马聚源，脚蹬内联升，身披瑞蚨祥，腰缠四大恒。”表明一个阔绰的人一身名牌。“四大恒”指四家银号的银票，董家是四大恒之一的恒利号。

　　“四大恒”都衰败于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银号经营不下去了，改作其他生计。

　　就这样，英家大院连卖带租，本宅也没了几间房。

　　老街坊讲“老礼儿”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三条胡同的住户，又一次被洗牌。封闭的四合院大门被打开，曾经是独门独院的四合院，陆续搬进了新住户。

　　东四三条胡同里，房屋建筑没了尊卑的格局，留下的是人和人之间的礼节。

　　在三条胡同出生的孩子，在胡同里遇到长辈，不管认识不认识，必是站定、鞠躬，并说：“大爷好！”对方笑容可掬地夸一声：“好孩子。”这时，孩子方可前行。当然，遇到年长妇女，礼节一如对待“大爷”，只是称“大娘好！”对同学的母亲，则称“伯母”，不叫“大娘”。男孩子没有在胡同里嬉戏打闹；女孩上学、放学，也是步履匆匆，不会随意逗留。

　　新中国成立前，三条胡同里的孩子都在位于五条胡同的普育小学读书，大半都是同班同学。他们对同学的哥哥、姐姐，也仿伙伴称“大哥”、“大姐”、“二姐”，时至今日，人已进入耄耋，称谓依然如此。

　　2014年，我应东四街道文联之邀，为东四三条胡同作“口述历史”。一行人，走到胡同中间我家老宅门前时，一位大妈恰巧从大门里出来，见了我，一怔，接着说：“哟！这不是三姐吗？老没回来了。”

　　我在家排行第三，弟妹称我为三姐，他们的同学自然也称我为三姐，渐渐地，“三姐”反倒成了我的“官称”。我连忙对大妈说：“赵大娘，您眼力真好，几十年没见面儿，您还认出我来了！”

　　其实，赵大娘比我岁数小，她搬进来时，我早已离开老宅，住进了北京日报宿舍。我称她为“赵大娘”，也是从众，周围邻居都这样称呼她。

　　赵大娘拉着我的手，把我打量一番后说：“见老了！”

　　天晓得，这年我都81岁了。这就是北京人会说话，她不会说：“瞧你一头白发，怎么老成这样！”反倒轻描淡写地说：“见老了。”言外之意：你还没老，只是“见老”。

　　紧接着，赵大娘又问了句：“孩子们都好！”

　　这也是老北京的“礼儿”，不追问隐私，又要礼数周全。只说：“孩子们都好！”一言以蔽之，代表问候全家。礼数到了。齐活。

　　我一阵心暖。虽说我始终没离开北京，东四三条，却引发了我的乡愁。

　　（来源：《北京晚报》2021年3月9日第25版；作者：李钟秀；原标题：街道胡同故事多——“白菜心儿”里的东四三条；图片：原文配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