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北京
全部 党建 历史 经济 教育 科技 建筑 交通 体育 旅游 地理 文艺 民俗 伦理
“夏都”旧闻——胡、梁保护古建筑事迹考

来源:《北京晚报》   发布时间:2020-03-11

  说起“故都”北平,作为著名学者、曾为北大校长的胡适,自然与之有着极深的渊源。早在一百多年前,1918年的初秋,胡适从美国留学归来后,就应蔡元培之聘,赴北大任教,此后即在此生活了十余年,参与并见证了自“五四”以来的诸多重大历史事件。仅以故宫为例,胡适是与末代皇帝溥仪通过电话、进过宫、聊过天的现代学者,也是直接见证紫禁城改为故宫,并亲身经历皇家禁地改为国立博物馆的现代学者。从紫禁城的落日余晖,到“北平”的故宫博物院横空出世,再到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悄然筹建,胡适皆参与其中或见证其成——这贯穿其一生的“故都”情结,可谓深远且深沉。

  作为著名建筑学家的梁思成,与“故都”北平的因缘,则更为深切。他是从专业领域对北平古建筑予以考察与评述的开拓者之一。尤其对是在以故宫为代表的所谓“官式建筑”的充分考量中,为其后来撰著《中国建筑史》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其毕生所研究的中国建筑样式学、古典建筑美学提供了最为充分的学术路径。

  另一方面,北平古建筑还为梁思成测绘、修复古建筑提供了最初蓝本,这些中国古典建筑的顶级样本,为其后来的学术研究构筑了强有力的资源平台,对其后半生的学术生涯有着高屋建瓴的重要贡献。自然,梁思成的“故都”情怀,更是无以复加的深厚。

  虽说胡适与梁思成对“故都”的眷恋,有着如出一辙的热诚,同时却也不难发现,胡适眼中的“故都”,更多的是从中国文史与政治的遗产去考察;而梁思成眼中的“故都”,则更倾向于从中国建筑与美学的遗产去考量。二人各择其要、各随其便,皆在“故都”中抒写着各自的学术生涯,但二人在专业领域并无交叉,似乎并无交集。殊不知,1948年3月,二人曾联名上书当局,共同为保护故宫古建筑呼吁,并建议将当时的北平定为“陪都”或“夏都”,实乃又一桩学林佳话,亦可视作二人生平中的又一重大历史事件,颇值得后世读者与相关研究者重视。

  五人联名呼吁保护古建筑

  北平《世界日报》曾于1948年3月27日,刊发一篇题为《维护故都文物建筑,胡适等上书李宗仁》的报道,将胡适、梁思成等5人向当局的联名呼吁公布了出来。报道中,联名呼吁保护的“故都文物建筑”,以保护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古典建筑为主,要求当局尽快解决、彻底落实相关工作。

  这一事迹,翻检《胡适全集》《梁思成全集》,俱未见载,实为胡、梁二人生平记述中的一件“逸事”,而这一通致当局的联名公开信,更是失载的“佚文”,自然独具历史与文献价值。

  胡适、梁思成、马衡、谷钟秀、袁同礼的联名信中,列举了当时北平古建筑存在的几个问题,比如:

位于景山附近的大高玄殿(也叫大高殿)习礼亭旧照(今已不存)

  瀛台为南海名迹之一,水木清华,最负盛名,现在翔鸾阁左右延楼所有绿槛白板装修,大部移拆无存,楼成空廊,既碍观瞻,且于建筑保固上,亦深有影响。春藕斋为居仁堂伟丽建筑之一,去岁曾将室内雕刻精美硬木格扇装修拆除,使古代艺术失散无遗。中南海西八所等各处烟囱,多横出檐下(只图减少烟熏,不接立管及顶鑽),致烟火冲熏,额枋彩画失色,且滋危险。又墙外垃圾秽水随处堆存。大高殿南习礼亭二座,法式精巧(俗称九梁十八柱),系仿紫禁城角楼构造,为国内稀有之古典建筑,现已充作部队眷属宿舍,炊烟四起,日夕薰蒸,损及藻井天花。天安门楼于三十五年间甫经修竣门洞,用作仓库,去冬即因军用卡车撞毁东扇大门,以致无法启闭。端门内西朝房室内,现已安装锅炉,充作厨房,并毁坏门窗,龌龊不堪。

  联名信痛陈了当时各单位占用古建筑的情况:“近来各机关学校及部队等,恒以种种特殊关系,使用该项古代建筑物,或充办公厅室,或充员工宿舍,自属一时权宜之计,惟部份繁多,往往各徇便利,拆改装修,移挪门窗,敷设电线,添安火炉。轻则污损彩画,重则毁伤架构,对于古建筑罔知爱护,相沿成习,触目惊心。”

  为了避免古建筑遭到破坏,胡适、梁思成等人的联名信中还提出了《加强管理使用北平重要古建筑办法》,要求:“北平市重要古建筑概不得充作机关学校及部队之员工或眷属宿舍,其业已使用者,应即设法迁出;如因特殊关系必须使用,为办公室时,须有适当防火设备,并须经常检查电线火炉及烟囱等物(室内安装烟囱概须伸出檐口以上),以策安全;使用者对于古建筑及富有艺术价值之装修,均应妥加爱护,不得任意拆改挪移;如因事实关系,必须要变更原状时,须于事前提出详明计划,征求北平文物整理委员会工程处同意,方可着手;北平文物整理委员会工程处对于各重要古建筑,得随时派员视察,并纠正之。”

  通览这封一千余字的胡适、梁思成等五人的联名信,为切实保护北平重要古建筑的大力呼吁与深远忧思,可谓力透纸背、溢于言表。信文叙议流畅,评述简洁,在涉及古典建筑专业知识方面的措辞相当精准扼要,可以据此推知,此信主体内容应当出自梁思成之手。至于报道冠以“胡适等上书李宗仁”的标题,概因以个人资历与社会影响力方面考虑,遂将联名上书之事以胡适之名冠之。

  值得注意的是,联名上书中署名第一位的袁同礼,时任北平图书馆馆长。署名第三位的马衡,时任北平故宫博物院院长;署名第四位的谷钟秀,时任北平文物整理委员会主任委员。应当说,由梁思成执笔,与胡适、袁同礼、马衡、谷钟秀联合署名,上书当局,呼吁保护北平重要古建筑,无论从执笔者梁思成的专业水准,还是从联合署名者胡适等人的专业身份与社会地位而言,都是相当适宜的。

  查《胡适日记》可知,《世界日报》报道当天,即1948年3月27日,胡适身在南京,出席中研院会议,当天选举院士。而他与梁思成,均在当选的81位院士之列。据报道,此联名上书,为中研院会议的前一天(3月26日)提交,应当正是胡、梁二人在南京出席中研院会议期间,向当局提交的。

  延庆楼失火被毁

  需略加说明的是,联名信中还提到了“延庆楼惨遭回禄”之事,这一事件发生于1947年11月19日,指居仁堂后的延庆楼失火焚毁之事。所谓“回禄”,实为古语专名,相传本为火神之名,后引申指火灾,又作“回陆”,见于《国语》《左传》等古籍。

摄于1922年的中海延庆楼(今已不存)

  清朝灭亡后,在延庆楼住过的达官贵人也不少。如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后,1924年11月2日曹锟辞职,就被冯玉祥软禁在延庆楼。延庆楼失火焚毁之事,京沪各地报刊均有报道,可谓轰动一时。《世界日报》在此事件发生次日,即刊发大篇幅的报道,题为“意义深远之延庆楼从兹幻灭,选举事务所昨焚毁”。原来,当时的北平政府正在延庆楼办理所谓“国大代表”的选举事务,孰料突发火灾,遂将此楼及楼中所存选举事务文档付之一炬,全部焚毁。报道称:

  该楼为两层之巨型建筑物,建自逊清,西太后曾于此楼办公,今不慎为电线滋火,引着门窗,发生火警,使全楼五十余间房屋之伟丽辉煌之建筑,付之一炬,实为一不可被偿之损失。

  据后续报道可知,这一场大火,从11月19日下午二时引发,至11月20日晨七时扑灭,足见火势凶猛异常,延庆楼自然是烧得片瓦无存了。大火扑灭当天,时任北平市长的何思源向北平市民请罪,公开表示:“此巨大建筑物,系慈禧太后首建,所有木料,均为美国黄松,此次不慎,惨遭回禄,本人引为一生之憾事。忆过去曾迭次令各职员,严为防火,不料,今竟出此意外,本人除与民局马局长联署签呈当局,引咎请罪外,并决将民政局总务科长予以撤职之惩处。”

  显然,被时任北平市长何思源“引为一生之憾事”的延庆楼失火焚毁事件,以极其惨痛的教训,预警着当时乱象丛生的非法占用古建筑状况可能会导致的严重后果。正是基于此惨痛的教训,以胡适、梁思成等为代表的社会各界人士,表示“深切隐忧”,遂联名向当局上书,大力呼吁保护北平重要古建筑。

  各界曾呼吁定北平为“夏都”

  有意思的是,在胡适与梁思成等人的联名信中,提及“伏念中央眷顾北平重镇,文化涵濡,特升为陪都,行将恢宏建制,以定百年大计”云云,实际上,当时北平升为“陪都”系传闻,终未成定论。

  因1947年4月江西庐山牯岭街突发火灾,一向是“夏都”的庐山面临艰巨且紧迫的灾后重建工作。在此期间,坊间曾一度盛传北平将取代庐山,成为当年的“夏都”。不过,当年6月,北平政府出面辟谣。然而,北平各界对“夏都”或可暂设为北平的热情,却并未因政府当局的“辟谣”而稍减。包括时任北大校长胡适在内,都曾明确表示,非常希望并支持北平成为“夏都”。

  1947年7月5日,《世界日报》方面在已然刊发“辟谣”简讯的情况下,仍然派出记者就“夏都”之事专访胡适。胡适在受访时表示:“将来如能造成定例,每年有此四分之一时间,使北平成为全国政治重心,则于去年若干国大代表之力争建都北平,其主张亦可算已获得一部分实现。故本人对以北平为夏都之议,极表赞同……”

  同一天,胡适还以“国大代表”身份,受李宗仁之邀,赴居仁堂参加茶会。这一茶会乃为商谈时局而开,《世界日报》亦于次日以简讯方式予以报道,恰与胡适谈北平设“夏都”问题的报道同日同版刊发了出来。报道称,“到会者有胡适、何基鸿、王秉钧、刘瑶章等三十余人,席间交换有关时局之各项意见,最后公推胡适综合各项意见,写成书面,拟于蒋主席来平时,向蒋主席提出建议。”

  胡适为此次茶会写成的综合意见书,后未见披露,具体内容未详。但此次茶会仅仅过了两天之后,即1947年7月7日,《世界日报》就刊发了《冀临参会电请暂定北平为夏都》的简讯,可谓意味深长。从报道可知,河北省临时参议会“电请暂定北平为夏都”这一事件,发生的时间为1947年7月6日,恰与胡适向记者表达“赞同以北平为夏都”,以及其应李宗仁之邀参加居仁堂茶会,皆为同一天。如此巧合,很难不让人去联想,这三个事件之间,是否会有某种内在联系。

  梁思成矢志不移守“故都”

  无论如何,希望通过北平成为“陪都”或“夏都”这一契机(即使只是未经证实的传闻),试图在提升北平城市地位的前提下,同期提升北平古建筑保护级别与力度,尽最大可能推进“故都”古建筑保护工作,乃是胡适、梁思成等联名上书者的良苦用心。

  不过,一年之后,国民党政权灰飞烟灭,北平没有成为“陪都”或“夏都”,而是成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北京。剧变时局中,“故都”中的人事与世风亦随之更迭。联名上书的五人中,胡适与袁同礼流寓美国,梁思成、马衡、谷钟秀留在了北京。留在北京的三人中,谷钟秀于1949年12月病逝,马衡仍任故宫博物院院长,梁思成继续在清华大学建筑系任教。梁思成和马衡以更为饱满的热情、更为充沛的精力,投入到北京古建筑保护的新时代中。

  值得一提的是,1948年11月前后,在“平津战役”之前,梁思成绘制了《全国文物古建筑目录》,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使北平古迹避免受到炮击,很好地保护了北京的文物建筑与古城墙。1950年初,梁思成又与都市计划委员会的陈占祥一起,向政府提出了新北京城的规划方案——《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位置的建议》,即著名的“梁陈方案”。该方案主张保护北京古建筑和城墙,建议在西郊建新城,保护旧城,不在旧城建高层建筑。虽然此方案最终没有被采纳,但之后梁思成又多次上书,还是挽救了北海的团城。

  简而言之,从胡适、梁思成等联名上书,向国民党当局呼吁保护故都古建筑,再至梁思成绘制《全国文物古建筑目录》,再到新中国成立之后创设与提交“梁陈方案”,是有一条完整的历史脉络与人文情怀贯穿其中的。在这条脉络与情怀之中,无论时局如何动荡,无论世事如何变化,以梁思成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对中国文化遗产的守护与秉持,与各种社会形势之下对中国文化遗产的破坏与滥用,始终对峙并存、反复较量。或许,对这一社会现象及历史事迹的探研,我们至今还不够深入与充分;对于保护文化遗产与促进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我们至今还不曾完全领悟与深刻认识。

  补记

  居仁堂的前世今生

  前述胡适应李宗仁之邀,参加茶会的所在地——居仁堂,当时是北平军政、文教界举行会议、协商政务的一个主要场所。

  居仁堂原址位于西苑中海西岸,是一座两层的西式建筑。其前身乃是慈禧下令仿照圆明园海晏堂修建的西苑海晏堂,于清光绪三十年(1904)在仪鸾殿旧址上仿建而成,曾作为慈禧太后接见外国公使夫人和女眷的场所。

中海居仁堂前铜塑十二生肖像旧照(今已不存)

  众所周知,1860年英法联军焚掠圆明园之后,园中的海晏堂早已灰飞烟灭,唯留废墟而已。这一建筑外围以喷水报时的十二生肖铜像,为清乾隆年间的红铜铸像,亦随之被劫掠,流失海外。而近半个世纪之后,仿建的西苑海晏堂,则得以存续遗风,在堂前水池外围,亦安设有铜塑十二值年神像(即俗称“十二生肖”神像)。每个神像均手执荷叶一柄,叶中着荷花一朵,皆十二瓣,以示十二地支。只不过此处神像并不喷水,而是在荷花铜瓣中装有电灯,按时亮灯,别有奇趣。

  民国后,西苑海晏堂改称“居仁堂”,成为袁世凯处理日常事务和居住的地方,直至其逝世。至冯国璋执政时,又将居仁堂改做家属住宅,堂门改名为宝光门。居仁堂后有福昌殿、延寿斋、福寿轩、延庆楼、福禄居等华丽建筑。曹锟主政时在延庆楼办公,福禄居会客。居仁堂、延寿斋、福寿轩等处,则成了其妻妾的住房。

  “北伐”胜利之后,一直为北洋政府所占据的居仁堂,就此成为“公产”。1928年之后,中南海被辟为公园,居仁堂成为可供游人观览的景点之一,后又被改作国立图书馆。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北平沦陷于日军铁蹄之下,居仁堂成为伪政府办公场所。1945年,抗战胜利之后,居仁堂又成为国民党政府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的办公室,后辗转成为傅作义的指挥所。

  应当说,从晚清至整个民国时期,居仁堂这座建筑,历经半个多世纪的沧桑变幻,承载着极其重要的政治、文化与历史价值。遗憾的是,上世纪60年代,因年久失修,居仁堂作为“危房”被拆除了。

  (来源:《北京晚报》 2020年03月10日17版;作者:肖伊绯;图片:原文配图)

 

扫一扫关注

人文之光网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