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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说北京|嘉道时期京城学术的新动向

来源:北京市社科联、北京市社科规划办  发布时间:2020-01-15

徐松及其《西域水道记》

  嘉道之际,不仅是清代走向衰落的转折时期,也是学术上发生蜕变的关键时期。在乾隆、嘉庆初期,以音韵、训诂、校勘为特色的考据学在知识界占据着绝对的统治地位。相比之下,理学衰微,其中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在偌大一个京城,竟然很难买到常见的理学书籍。

  嘉庆六年(1801年),朝鲜使臣柳得恭拜访纪昀后,请他帮忙在京城购买《朱子语类》以及明代薛瑄的《读书纪》等理学书籍。纪昀却说,京城这些年来流行《尔雅》《说文》一类的书,而原本是通行的理学书,坊间却很少有了,不易买到。无独有偶,亲王昭梿在北京书肆购买理学书籍时也遇到了同样的情形。有一次,他到书店去买胡居仁的《居业录》,书店老板告诉他:近20年来,这种书因为很少有人需要,因此书坊中早已不卖理学书了。

  由于考据学脱离现实,在嘉道时期社会矛盾日益加剧的情况下,考据学受到的批评也越来越多,在批评者眼里,考据学成了琐碎无用、嗜利、好名、坏人心术的代名词。同时,这一时期嘉庆、道光帝提倡实政,理学逐渐有了复兴之势。正是在这种变化的趋势下,嘉道时期京城学术也出现了新动向。

  首先是京城理学的振兴。道光二十年(1840年),湖湘理学代表唐鉴由江宁布政使升为太常寺卿,到北京任职。他倡导理学,并著有《国朝学案小识》。这一时期理学的两位代表人物曾国藩、罗泽南也问学于唐鉴。道光年间,在北京的曾国藩因受唐鉴的影响,开始以朱子之书为日课,专门学习程朱理学。同时,还与倭仁、吴廷栋、何桂珍、邵懿辰等人,致力于程朱之学,互相讨论,交流心得。可以说,自唐鉴在北京讲学以后,北京形成了一批讲究程朱理学的士人群体。这种现象与乾嘉时期京城汉学占绝对主流的局面相比,不能不说是为之一变。而上面所提到的这些人,后来在晚清学界和政界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其次是以徐松为代表的边疆史地学的兴起。徐松,字星伯,原籍浙江上虞。幼时随父官居京师,入籍大兴县。嘉庆十七年(1812年),徐松被御史赵慎珍所纠,结果谪戍伊型。在遣戍新疆时期,他游历天山南北,行程一万多里,著有《新疆识略》《西域水道记》等书。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徐松遣戍期满,释放回籍。回到北京后,在他周围很快聚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有识之士,一起探讨时局和西北史地。这些人有张穆、沈垚、程同文、魏源、龚自珍、程恩泽、何秋涛、李光廷、李兆洛、姚莹等人。可以说,徐松在北京的边疆史地学研究,推动了晚清经世致用学风的形成,也是嘉道时期京城学术发展的新气象。

  [北京市社科联人文之光网整理,资料来源于北京市社科联等组编的《史说北京》(插图本),文章配图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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