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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国作画

来源:《北京日报》  发布时间:2019-10-14

周令钊是国徽设计者之一

  【燃情时刻】

  1949年,周令钊绘制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巨幅画像。此后,他还陆续设计过共青团团旗、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大勋章;先后参与了第二、三、四套人民币票面的整体设计;还担任过国庆游行仪仗队、文艺大军等背景画的设计工作。

  【祝福祖国】

  祝愿我的祖国和平安宁、蒸蒸日上,人民幸福安康、人美心灵美。

  ——周令钊

  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广场,红旗飘飘,欢声雷动。

  广场东侧(现国家博物馆附近),周令钊和妻子陈若菊站在国立北平艺专(中央美术学院前身)的队伍里,年轻的脸上,满是幸福和激动,他们的目光穿过欢腾的人海,望向天安门城楼的正中。

周令钊绘制过开国大典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画像

  那里,高高悬挂着毛主席画像,正是周令钊的作品。

  今年,周令钊100周岁。8月30日,中央美术学院为这位被誉为“国家形象设计师”的老艺术家,举办了百岁华诞艺术展。开幕式上,白发苍苍的老人穿着浅褐色坎肩儿,坐在第一排正中,微笑着望向眼前的年轻人,仿佛看到了多年前的自己。

  1949年,周令钊而立之年,黑发浓密,腰背挺直。

  当年9月的一天,国立北平艺专党委书记江丰找到周令钊,告诉他,新政协会议筹备会决定,10月1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开国大典。“绘制天安门城楼毛主席像的任务交给我们学校了。我和徐校长商量后,决定请你来画。”

  周令钊愣了几秒钟,血与火的战争岁月一下涌入脑海……

  抗战时期,周令钊向往毛主席领导的“山那边的好地方”,怀着坚决抗日、誓死救亡的决心,主动参加了抗敌画会、抗敌演剧队、抗宣队,从湖南到武汉,再到昆明,一路辗转宣传抗日,还将自己的弟弟妹妹送上抗战的前线……能为伟大领袖绘制画像,令人激动的使命感涌上周令钊心头。

  北平和平解放后,许多会议都在央美礼堂举行,周令钊经常参与布置会场,数次描绘过毛主席像。因为构思快、动手快、质量高,他得了个“快手”的美誉。江丰说,中央领导同志对六国饭店国共谈判会场中周令钊所画的毛主席像很满意,相信他一定能够完成好为开国大典绘制毛主席像的任务。

  时间紧迫,工作马不停蹄开始了。周令钊带着新婚妻子陈若菊到天安门城楼看现场,量尺寸,规划画像大小。开国大典筹委会提供了一组备选照片供绘画参考,其中郑景康拍摄的一张照片被选中,画面上毛主席头戴八角帽,衣领敞开,微笑远望。

  把一张巴掌大的照片,放大成两层楼高的巨幅油画,难度自知。

  当时条件有限,设备不全。既没有专用升降机供绘画者使用,也没有专业放大设备可以精准放大照片。不仅如此,一个首要问题是,画要画在哪儿?按传统应该画在画布上,可如此大的画像很可能被风吹鼓、被雨水侵蚀,既有碍观瞻,也不利于长期悬挂保存。

  战争年代画大壁画、设计舞台美术和室外大型广告牌的经验,帮助周令钊找到了办法。他请筹委会帮忙在天安门城楼东侧的露台搭了个脚手架,将马口铁皮钉在结实的木框上代替画布,用油画颜料直接画。他使用打格放大法放大照片,先在照片上打格,放大成一幅稍微大一些的中稿,然后再打格再放大……当时找不到足够长的尺子,周令钊就借用裁缝的方法——将粉涂在线上,绷直弹线打格。

  就这样,周令钊夫妇每天早早带着馒头和咸菜,拎着暖水瓶登上天安门城楼作画。爬上爬下、对比观察,心无旁骛的周令钊完全沉浸在创作中,常常画着画着一停笔,已是夕阳余晖。

  9月30日,开国大典筹委会副主任、时任北京市市长的聂荣臻特意到天安门城楼察看画像绘制情况。当看到画像中毛主席的领口敞开着,聂荣臻说道:“画得不错,也很像,神情也好,但明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日子,主席的风纪扣还是扣上比较好,更显庄重,与开国大典更相宜。”

  周令钊立刻动手修改,挥笔无声,主席的风纪扣很快“扣”上了。

  按照要求,周令钊还将毛主席手书的“为人民服务”五个字绘入了画中。

  这一天,周令钊夫妇走下城楼时,已是华灯初上。他们一路期许着未来,回到五老胡同家中。

  刚准备睡下,“咚咚咚”,急促的敲门声响起。原来,毛主席画像已经挂到了天安门城楼上,周恩来总理视察开国大典筹备工作时,看到画像下沿的那一行字。他提出:还是不写字为好,广场那么大,字在衣服上很小,远处看不清,也不协调,破坏了画面的完整性。

  来人话音未落,周令钊已经抓了件外套往外冲。

  周令钊赶到天安门广场时,几盏聚光灯打在画像上,恍如白昼,三个木梯被绑了起来,简易的超长梯子就靠在主席画像下方。周令钊拿着画具爬上去,梯子一摇一晃。“脚下就是黑漆漆的门洞,往下望心里直发憷。”周令钊笑着说,“还好我没有恐高症。”

  画像4米多宽,梯子晃晃悠悠,落笔却丝毫不乱。一处画完了,下梯,挪梯,再爬,再画。几上几下,直到看不出痕迹才结束。此时,已是晨光初现。

  一夜未眠的周令钊没觉得疲惫,兴高采烈地和陈若菊赶到学校,和艺专的师生们集体前往天安门广场参加开国盛典。

  30万军民聚集在广场上,人群、旗帜、彩绸、鲜花和灯饰,汇成了一幅最美的画面。

  毛主席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欢腾的人海中,周令钊凝望城楼。画像上,毛主席头戴八角帽,身穿粗呢子制服,脸稍稍上扬,微笑远望。

  这,仅仅是个开始。

  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处处都是崭新的。周令钊用画笔参与建设,用崭新的视觉形象设计出崭新的国家形象。

  上世纪50年代,周令钊参与设计新版人民币,他先到故宫、颐和园找灵感,临摹石雕、石刻、铜器上的花纹,又奔赴全国各地写生,研究云冈、敦煌石窟等处的图案……他希望,人人用得上的人民币,能洋溢着中华民族的气息,彰显出中华气派。

  时光匆匆,周令钊的作品不断增多,每一件都是他对祖国的无声告白——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张海报《复活》;为人民大会堂湖南厅设计《韶山》湘绣画屏;为重建武汉黄鹤楼而创作的彩陶壁画;深圳“锦绣中华”的总体设计;北京饭店壁画《古都集翠》……周令钊心中,祖国山河,穷尽一生也画不完。

  周令钊百岁华诞艺术展开幕式上,80多岁的韩美林分享了一个老师的故事。

  人民大会堂的主会场是万人大礼堂,跨度76米,高度和纵深都比政协礼堂大,穹顶吊顶设计安装成了大难题。政协礼堂按800人规模设计的,施工时吊灯因承重问题掉下来,砸坏了40多个座椅。人民大会堂的吊灯只会更重,如何保证安全?问题层层反映,周总理决定召开一个“神仙会”,寻找对策。当时,周令钊带着韩美林等学生和室内装潢系教师奚小彭参会。到会场等了半天,参会的人一直没到齐。周令钊就问总理,到底是什么事?您告诉我们是什么问题?

  周总理说,问题倒是不大,就是人民大会堂吊灯的问题,因为顶高顶大,承重受不了,所以请“神仙们”来出出主意。周令钊说:这个容易,满天星,满天星啊……随手就用铅笔在稿纸上画出了中间是五角星,整体以满天星的环形结构向外延伸的设计草图。总理一看,立刻把草图揣进兜里,对工作人员说:告诉其他人别来了,散会!

  “这就是我们看到的人民大会堂万人大礼堂穹顶的满天星雏形。”韩美林说,“当时我就想,这辈子我也要做一个像周令钊先生一样的人,以美育人,不急不躁,润物无声。”

  著名画家黄永玉曾说,“周令钊从不张扬,他搞了许多重大的事情,但没有多少人知道。”

  确实如此,这位老艺术家唯愿用画笔沉默作答,为国作画。

  百岁华诞艺术展开幕式上,女儿周蓉代父发言——

  “我已经满100周岁,进入101岁,身体还可以,只是记忆差了。我们为新中国的成立奋斗过,也为新中国的成长建设投入过、奉献过,今后还会继续。现在,北京蓝天多了,我们小区里绿树成荫、蝉鸣鸟语,小区外的道路两边种着各种花木,看上去让人心情舒畅。2021年,家门口要通地铁新线,商业中心和一处三甲医院工程正在筹建中,希望在前面,指日可待。”

  此时的周令钊,双手合十放在胸前,目光灼灼,平静微笑,“能和新中国一起过大‘生日’,我很骄傲!”

  (来源:《北京日报》 2019年09月23日18版;作者:刘冕;图片:原文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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