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宝工程——巨型翡翠“卅二万种”与“四大国宝”

来源:北京日报  发布时间:2019-01-02

 

  《岱岳奇观》

  主创者:王树森、陈长海、张志平

 

  《群芳揽胜》主创者:高祥

 

  《含香聚瑞》主创者:蔚长海

 

  《四海腾欢》 主创者:郭石林

  1989年,四件精美绝伦的翡翠巨作在北京问世,经权威专家团队评审,被定为“四大国宝”。这“四大国宝”又称“86工程”,是新中国玉雕史上唯一一项国家工程,其原料是国库里秘藏的翡翠,40余位大师为此耗费8年心血,立项、验收均为国务院。

  更神奇的是,这“四大国宝”,都出自同一块翡翠原石——“卅二万种”。这块上千公斤的高翠玉石,消失多年,却又突然现世,经周恩来多次指示才保存下来。

  2006年以来,这四件宝物藏于库中,极少展览,但关于它们的传说却越传越邪乎。其实,不用添油加醋,“卅二万种”的故事也堪称传奇。

  “小诸葛”寻玉

  1980年6月5日,《北京晚报》破天荒地刊登了一则“寻玉启事”——《宝玉何在》。这篇文章要找的不是贾宝玉,而是一块叫作“卅二万种”的石头。文章向社会呼吁,请知情者提供线索,让这块被老艺人王树森念念不忘的宝玉,早日重见天日。

  那时的《北京晚报》一天只有四个版面,能在头版用四分之一版面来寻玉,自然是了不得的大事,而这篇文章能够见报,全赖王树森的一哭。

  王树森出生于北京一个玉雕世家,13岁随父学艺,20多岁已成为玉器行中的佼佼者。解放初,京城玉雕行业群星闪耀,频出绝活。四位有名人物,即潘秉衡、何荣、刘德瀛、王树森,也被称为“四怪”,意为各怀独特技艺的怪杰人物。

  他们还都有绰号,潘秉衡因从不攒钱,总是借钱生活被称为“臭要饭的”,何荣因打着瞌睡都能设计作品被称为“马马虎虎”,刘德瀛因训徒严厉、为人倔强被称作“小辣椒”,王树森因生性聪慧且脑袋似斗被称为“大脑袋”或“小诸葛”。

  “十年动乱”后,“二怪”离世,“一怪”瘫倒,只有王树森还能继续工作。他在歇手十多年后,做了两件翠活,一件获全国“金杯奖”;另一件“群仙祝寿”高翠玉佩,只有一个半火柴盒大,在香港卖了180万元人民币。

  此事在玉器行业中传为美谈,但王树森却并未挂心,反而常常带着遗憾的心情对徒弟们说:“有块宝石,叫‘卅二万种’,如能找到,做出珍品,我这辈子也就算没白活了!你们给我到处问问,找找。”

  “卅二万种”究竟何等模样,不但谁都没见过,连听也没听说过,叫徒弟们到哪儿去问?何处去找?

  1980年,北京市人大开会,已63岁的王树森代表又念叨起他的“卅二万种”。他说:“国家百废待兴,玉雕行艺人也要报效祖国,我年事已高,想在有生之年,施展才艺,希望寻找那块不知下落的翡翠大料。”说到动情之处,王树森声泪俱下。

  这一哭,有磨玉人的辛酸。20世纪30年代,是玉雕的鼎盛时期,但再好的匠人也只是匠人,只能处于社会底层。京味作家刘一达《故都子民》的原型,就来源于对刘德瀛、王树森“二怪”的采访。书中讲述了磨玉人被权贵欺压,一对玉碗搭进几条人命的故事。解放初,北京玉器厂作为经济封锁中的创汇大户,曾辉煌一时,有2000多人从业,艺术品出口到100多个国家。可好日子没多久,偏又赶上“文革”。

  这一哭,也有英雄无用武之地的遗憾。年轻时,王树森技艺未熟,“卅二万种”再好,也不敢接活儿。如今他的技艺炉火纯青,手底下高徒辈出,却奇石难觅,“文革”中压抑已久的才情无处施展。

  人大常委会办公室的一位同志,把老艺人这一哭搁在了心上。一天,他碰到《北京晚报》记者王增翔,就用手比划着十二英吋的电视机的大小说:“三十年了,这块玉都没见天日。老艺人想把它找到,琢成珍品,这个建议很好,但对我们来说是大海捞针,你是记者,你给想想办法。”

  王增翔当下去找王树森,让他诧异的是,这位玉器行里的宗师级人物,个头不高,咖啡色脸庞,上边深深地印着皱纹,看上去就像一位淳朴的老农。

  王树森之所以对那块叫“卅二万种”的美玉日思夜想,原来大有渊源:

  14岁那年,他去街上买磨玉的砂子,看见一个作坊在做活儿,那玉料块头不小,冰种,菠叶绿,水头足,无绺裂。如此成色和质地,加上体量之大,是他未曾见过的。

  正在干活的工匠说:“小兄弟,没见过吧?告诉你,这算不了什么,这只是从一块大料上切下来的小边角,要是让你看看几百斤的大料,肯定吓死你,那才真的是惊世绝品呢。”

  王树森将信将疑:“还有一块更大的料?”工匠说:“对。听说在那大料上还标有‘卅二万种’几个字,多年来,还没有一个人能说清楚这几字是什么意思。”

  这是王树森第一次听说“卅二万种”。

  解放初,文化部召集老艺人座谈,王树森又提起“卅二万种”来。云南的一位老艺人说:某行家曾在“卅二万种”的一角喷洒火酒,点火燃烧,再泼上冷水一激,发现翡翠的深处透出一泓“水地”,色泽深绿,犹如雨后的冬青春叶,鲜润娇嫩,品第极高,而且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翡翠,其价值无法估计。遗憾的是这位老艺人也是道听途说,自己并未目睹“卅二万种”的风采。

  不过,这位云南老艺人还披露了一个重要信息,据说这块体积巨大无比的玉料早已不在云南,曾被运到上海,因为要价太高,很长时间难以出手,后为贷款抵给一家外国洋行。上海解放时石头被国家没收,再后来就不知所踪了。

  一次偶然的“邂逅”,让王树森觉得自己几乎是找到了“卅二万种”,可最终还是竹篮打水。

  1955年的某天夜里,一位不相识的人拐弯抹角托关系找到王树森,请他去鉴定一块玉石。在东单北大街遂安伯胡同的一个小院里,他见到一块200多公斤的高翠原石,从切割面看,材质细密,晶莹灵透,翠色浓艳,而且呈丝絮状分布均匀,种水均属上乘。王树森头脑中闪出的第一反应是:莫非这就是传说中的“卅二万种”?

  但是,他仔细察看石料的每一处,用专业手电细细检查石质皮层那些不容易看清的模糊地方,都未发现有“卅二万种”的标记。

  他问请他来的人:“这是哪里来的料?”对方三十岁不到,却显得老成持重,只答道:“哪里来的我也不清楚,是一位朋友托我找专家看看。”

  王树森不便再问,但世间既然能有遂安伯胡同那样的美玉,为何不会有“卅二万种”?他信心满满地认为,新中国公私合营,玉器作坊也划归国家统一经营管理,“卅二万种”作为玉器原料,很可能会现于人们的视野之中。

  但25年过去,有关这块巨型翡翠的事,王树森再未听到任何音讯。岁月匆匆,人之老矣,寻找“卅二万种”甚至成了王树森的一块心病。

  磨玉人对玉的痴迷,感染了记者,于是便有了《宝玉何在》一文。然而,记者心里也觉得渺茫,不知道老艺人何时才能得偿所愿。

  守玉人现身

  寻玉启事登报才4天,北京玉器厂厂长室就来了位50岁开外,干部装束的客人。他掏出介绍信,说是来提供宝石下落的。王树森和他照面时,不由一愣。虽说这面孔由一个俊朗青年转变为鬓角花白的壮年,但王树森还是认出了他——25年前遂安伯胡同的那位“神秘人物”。

  王树森欣喜若狂,紧紧握住对方的手,迫不及待地问,“宝石呢?”来访干部笑眯眯地说:“王老先生,翠宝安妥!”

  原来,这位干部叫翟维礼,是国家计委物资储备局的处长。

  1955年,上海某军用仓库清查库存物资时,在一个角落,翻腾出来四块石头。有人认出这不是一般的石头,而是名贵的翡翠。清查人员发现其中一块翡翠上还有一个特殊标记:“卅二万种”。发现翡翠之事上报到上海市人民政府。陈毅很重视,马上报告国务院。谁也没有想到,这一报告,引起了周恩来总理的重视,他当即批示:将翡翠转运北京。

  1955年4月23日,翟维礼接到指示:翌日带一支精干人马,去北京火车站,接从上海开来的14次列车。这趟列车挂有一节军用车皮,要把车皮里的东西,安全迅速运到指定地点。领导郑重叮嘱:这是周恩来总理交办的任务,务必做到万无一失,务必严格保密。

  24日清晨,翟维礼和他带的人登上了指定车皮,偌大车厢里,除了几个荷枪实弹的押运人员外,只有三个旧木箱和一个脏兮兮的大帆布袋子,全封闭的车厢中还弥漫着一股刺鼻的气味。原来,为了做到寸步不离,押运人员连大小便都是在车厢里解决的。

  翟维礼断定所接的不是一般货物,一干人立即将木箱和帆布袋子装上汽车,快速运到了指定地点——一座戒备森严的储藏军需品的仓库。

  为了与其他物品隔绝,大库房内,专门修建了一个小房间,成了一个“房中之房”和“库中之库”,木箱和帆布袋就被秘密地存放在这个“库中之库”里。到了这个时候,翟维礼等极少数人才知道,周总理让他们接收保管的是四大块价值连城的巨型翡翠。周总理指示,对于“卅二万种”要严格保守秘密,要有人专职看守,没有国务院指令,任何人不得动用。

  没过几天,他们又接到总理办公室的来电,要他们取出其中的一块,设法找一位玉石专家进行评估,于是就有了翟维礼与王树森在遂安伯胡同见面的那一幕。

  “可是你让我看的那块石头上,并没有‘卅二万种’的标记呀。”王树森问出许久以来的疑问,翟维礼笑道:“‘卅二万种’不是每块上都有标记,你看过的那块上就没有。”王树森吃惊:“怎么,‘卅二万种’不是一块石头,是两块?”翟维礼说:“还不止两块,是这个数!”他伸出了四个手指头。啊!王树森又惊又喜,如此宝玉竟然有四块。

  宝玉最危险的时候,是“文革”初期。当时北京的红卫兵到处抄家扫“四旧”,翟维礼担心,虽说保存在军用仓库,一般情况下红卫兵难以进入,但谁能保证不会有意外情况发生?让他没想到的是,日理万机的周总理竟然也想到了这一层,他让秘书传话,一定要有预案。

  经过秘密侦查,翟维礼他们在河南某地发现了一个非常秘密的山洞,拟作为储藏“卅二万种”的地方,并向总理办公室做了汇报。就这样,“卅二万种”被运出北京,仍像上次那样,干净利落、不露风声、不留痕迹。

  原以为这次安排是万无一失了。但是,几年之后,有关人员发现,附近的山头上有些黑影来回走动,形迹非常可疑。根据这个可疑情况,他们加强了布防。过了一段时间,在另外一个山头上也发现了类似情况。种种迹象提示,此地也非绝对安全。当时已是“文革”后期,北京的情况好转了许多,于是“卅二万种”又回了北京的“故地”。

  有关周总理关注巨翠、巨翠辗转于河南、北京两地之间的情景,在北京颐和园办公室主任、作家徐凤桐的《一块巨型翡翠的跨世纪传奇》一文中,有着精彩的描述。现在有些微信公众号上,信口开河,说这块翡翠一直藏在山洞,显然是从河南这段经历中杜撰出来的。

  整整25年的守玉岁月,翟维礼已经由一名普通干部升为副科长、科长,后来又由科长升为副处长、处长,虽然职务屡经变动,但“卅二万种”却从始至终由他负责看管。眼看自己快退休了,这块玉也成了他的一块心病—— “过去,总理让我守着这块玉。现在,周总理不在了,让我请示哪位领导去?”

  “86工程”

  “卅二万种”有了音信,“神秘人物”的身份也得以确认,可是该怎么将这块宝玉从仓库里请出来呢?

  1980年8月2日,《北京晚报》刊发《宝玉完好无损 艺人愿献技艺》一文。王树森通过报道呼吁,希望尽早见到宝玉,并愿意竭尽全力,把它琢成传世之作。

  同时,北京市工艺美术总公司、北京市玉器厂也逐级呈报,申请用翠材制成大型工艺美术珍品。报告文件到了国务院,万里、张劲夫等几位副总理签署、批准此议,并指示轻工业部全权负责。

  又经过层层审批,直到秋天,王树森才第一次走进了那间“库中之库”。在几只大灯的照射下,四块石头呈现在人们眼前,最小的一块重77.8公斤,最大的一块用桔红色的漆标着重量:363.8公斤。它们块大、绿多、地子灵、水头足,还有一块宝石上赫然写着几个黑色小字:“卅二万种”!

  数十年的追寻终成正果,王树森俯下身,面颊紧紧贴着标有“卅二万种”汉字的那块石料,欣慰的泪水夺眶而出。

  此后,轻工部用红头文件对北京玉器厂下达了创作任务,因该任务拟定于1986年完成,故有“86工程”之称。

  为什么这四块翠材会牵动了国家最高行政机构——国务院,其实理由很简单,因其是国家资产并存于国库,如果想动用它必须经国务院批准。而且,那时候是计划经济,这几块玉要雕成国宝由国家珍藏而不是外贸产品,因而是国家工程。

  将制作大型翡翠工艺品列为国家工程,这不仅在新中国,在历朝历代也是头一遭。

  晚清以前,翡翠在中国的玉文化中并不显山露水。云南督府曾将翡翠贡进内廷,但乾隆帝对雕工不甚满意,大多都被驳回而未收留。慈禧当政后,因为其喜爱翡翠首饰,才带动了当时的流行风潮,使得价钱水涨船高。比如,宫里曾为慈禧太后造翡翠镯子、耳挖勺、钳子等4种17件器物,共耗银39994两,每件合2352.59两,在当时来说可谓天价。

  玉器史上堪称“国家工程”的遗存,并不多见。从元朝的《渎山大玉海》(1265)至清乾隆年间的《大禹治水图玉山》(1788),相隔了523年,才出了几件敕造的大型玉器,无不是集全国巧匠、用数年之工完成,但它们都不是翡翠制品。

  翡翠四宝既然要作为新中国的国家工程,与历史上的《渎山大玉海》《大禹治水图玉山》比肩,自然需要慎之又慎。

  1982年11月9日,四块巨翠从国库武装运抵北京市玉器厂一座三层小楼内。从此,这里自成一统,封闭管理,24小时都有人轮班值守。

  为了不留遗憾,轻工部先是在全国征集方案,上海、扬州的老艺人纷纷出谋划策,图纸就画了几百张。不过,在第一轮评审中,北京玉器厂的想法最多也最为具体。这不光因为王树森与巨翠有着特殊渊源,还因为这里大师云集、人才荟萃。

  北京市玉器厂坐落于龙潭湖畔,这里曾是京城手工业聚集地。新中国一建立,政府就将失散的个体玉作艺人组织起来,建厂建社,从业人员达千人。1958年,在此基础上建起的北京市玉器厂,不光拥有“四怪”,还有王仲元、夏长馨、高祥、张云等一批大师。

  良工得美玉,那是三生有幸修来的造化。这四块巨翠犹如潜龙在渊,久隐于世,如今近在眼前,哪个玉雕人愿意错过这百年一遇的机会?

  第二轮评审中,仅玉器厂厂内就收到题材设计方案39个,设计图纸78张。此后又经过39选16,16选8,8选4几轮筛选,最后按照传统的“量料取材、因材施艺”八字原则,初步议定一号料做泰山、二号料做香薰、三号料做花篮、四号料做插屏。

  既然是国家工程,为什么“86工程”拖到1989年才完工?参与“四大国宝”设计制作的郭石林大师、蔚长海大师异口同声地告诉《北京日报》记者,卡在题材上了。

  查阅“86工程”的档案,研讨题材的专门会议,先后竟达42次之多,这其中还不包括设计人员听专家授课、外出考察和实地采风。有的方案认为四块大料应分别雕琢,有的认为四料应合一雕琢一件整体巨制,而具体内容则有名胜古迹、革命领袖组像、著名工程、花鸟花薰、五谷丰登、太平景象等,可谓百花齐放。

  1985年4月,轻工业部才将最终方案与图纸正式呈报国务院,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张劲夫、田纪云等批示:同意方案并组织施工。显然,到1986年完工已经不可能,新的通知要求:作品在1989年完成,作为新中国成立40周年的献礼。

  “86工程”正式启动后,由王树森大师领衔,5位玉雕大师分别担任4件作品的主创人。他们是:一号料陈长海、张志平,二号料蔚长海,三号料高祥,四号料郭石林。此外,还有50多位玉器厂的精英参与,涵盖老中青三代。即便是技艺超群的高手,在开工前已培训了两年半之久,相当于读了个大专。

  为题材把关、参与出谋划策的艺术顾问团队更是令人惊叹:美协副主席刘开渠、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杨伯达、国家文物局专家王世襄、雕塑家钱绍武、画家李可染、李苦禅、黄胄、华君武、徐北汀、黄永玉、郁风,书法家启功、曹辛之、祝缅,雕塑家傅天仇、刘焕章、邹佩珠,红学专家周汝昌,金石学家朱家晋,工艺美术家郑可、唐克美、张臣杰、郭效儒,玉器收藏大家马北辰,电影文学教授陈山,作家王名时,知名记者韩笑鹏……

  如此庞大高端的专家阵容,足以说明“86工程”牵动了整个中国艺术界。

  玉磨人,人磨玉

  翡翠四宝之前,中国玉雕史上,工期最长的当属乾隆朝的《大禹治水图玉山》,用时6年。而“86工程”,自1982年国务院批准开工,到1990年6月30日在中国工艺美术馆首次展出,整整用了8年。

  这8年,人磨玉,玉磨人,从郭石林给记者讲述的4号料的故事中,就可见一斑:

  4号料虽然最小,但在四块翡翠中“色泽最美、质地最优”,是“卅二万种”的精华部分。由于翡翠呈长方体,大家一致认为是做插屏(屏风)的好材料。

  插屏上雕什么图案呢?这可就考验磨玉人的境界了。

  1982年11月30日,轻工业部副部长季龙亲自参加了“86工程”的第一次方案评审会。他说:“国宝不仅器型要大,更重要的是气魄要大,要做到‘一看惊人’的效果。”

  听着部长的话,郭石林脑子里浮现出一幅“东方醒狮”的图像。会后,他连夜绘制了一幅草图,送给师父王树森。王树森看着画稿,默不作声,揣摩良久后开口说:“石林啊,醒狮气魄确实很大,但总觉得还不对味儿。‘醒’者,觉醒也,这是20年代中国的写照,而如今,似有不妥了……”郭石林连连点头,深深被这位老艺人的艺术底蕴和对时代精神的理解所折服。

  1984年10月,为了题材设计方案,郭石林随王树森第四次上泰山,年近古稀的老艺人竟登上了泰山之顶。

  他们在岱顶探海石上观云海奇景。雨后初晴,但见云海浮波涌动,诸峰时隐时现,像是海市蜃楼;忽而风力加大,只见云海开始拉长,上下翻腾,继而倒海翻江,不断蜿蜒向前……

  王树森灵感一现,他一手抓住郭石林的胳膊,一手指向前方,低声喊道:“石林,你看!那是什么?”顷刻沉默,二人异口同声,几乎同时喊出了一个字:“龙!”

  老人对郭石林说:“我们的方案有了,就是‘东方巨龙’!如果说‘东方醒狮’象征着中华民族的‘觉醒’,那么‘东方巨龙’就象征着中华民族的‘崛起’!正合四号料插屏的题材。”

  从泰山回来后,郭石林翻阅了大量关于龙的资料,搜集上百张从先秦到明清的龙纹图案,并到北京的北海、故宫观摩九龙壁,到山西大同考察九龙壁、五龙壁,画了很多张临摹图稿。

  红山玉龙充满神秘幻想色彩,商周玉龙具有狞厉美与神奇感,秦汉玉龙凶猛,隋唐玉龙浪漫豪放,宋元玉龙雄奇洒脱,明清玉龙重现威猛飞扬……这让他悟出,历代的精神气质都会在龙形塑造上留下明显印迹。

  1985年1月5日,杨伯达到玉器厂作题为《历代玉雕龙的变化与特点》的讲座,当讲到《图画见闻志》中“穷游泳蜿蜒之妙,得回蟠升降之宜”一句时,郭石林突然茅塞顿开,他抓住“游泳”“蜿蜒”“回蟠”“升降”的形态特征,为飞腾的“云龙”打下基础。

  “云龙九现”方案,经启功等专家审定,最终定名为《四海腾欢》。

  过审当天,4号料就迫不及待地切下了第一刀。让大家感到棘手的,是原材料的右侧面有个7厘米左右的裂缝。

  是否割掉有裂纹的部分?曾开会多次研讨。郭石林不同意把瑕疵清除掉,他认为玉上的瑕疵就像美人脸上的痣,处置得当不但不会破坏形象,反而能增加特殊的美感。

  果然,当9厘米厚的翡翠被横切成4片2厘米厚的薄片,再重新拼接后,有瑕疵的部分在整体中已不显眼,而且正好适合镶嵌在图案中。而采取“遮绺”的方法处理,整屏面积达到了1.08平方米,实现了“最大化”。

  按照宋代的工艺语言,浮雕称为“隐起”,也就是隐隐约约鼓起的意思。一般来说,这种隐起做工,高低层次大致不过二三层,四五层的甚少。而《四海腾欢》中,五六层相当普遍。龙头等层次丰富的部位均由郭石林亲自碾琢,可谓精致入微。

  “86工程”顾问、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杨伯达形容:《四海腾欢》经历了“艰难困苦”,闯过了“切料关、拼接关、设计关、雕刻关、抛光关”五关,终于“玉汝于成”,拿到了“器型最大、龙形最全、起隐最多”的三个翡翠浮雕之最。

  《岱岳奇观》《含香聚瑞》《群芳揽胜》又何尝不是如此殚精竭虑。正如郭老所说,要详细描述这其间的曲折,恐怕得是一本厚厚的大书才能完成任务。

  玉汝于成

  在四块料中,最受关注的是1号料,也就是王树森早年在遂安伯胡同看到的那块。这块料重达363.8千克,玉器厂除了王老艺人外,其他人都未见过此等巨翠。

  因其本身是个山形,雕琢山子最为合理,可以达到保大、亮绿的要求,但从工艺上来说,这正好戳到了北京玉器厂的痛处。作为出口创汇企业,北京市玉器厂擅长的是“平素”“薄胎”“金丝”等小而精巧的工艺,而山子代表着玉器琢制的最高水平,历史上只有江苏扬州的工匠掌握这门绝技,但在清末也失传了。

  从头学做山子,当然要冒一定风险。王树森一天天坐在这块玉料前发呆,别人都在着急,就他不急,大家也只有看着他。一天,他坐在玉料前又是半天,中午徒弟把饭端来,他左手拿一个馒头,右手拿支毛笔,画了两条线说:“就这样吧!一槌定音了。”大家一看,泰山主峰出来了,马上开始做第二期计划。

  陈长海是王树森的高徒,1号料的主创之一,他为山子做了4年设计,曾经雕出整件作品的模型,然而开工刚三个月,他就积劳成疾,一病不起了。

  继任的主创张志平,是“四怪”之首潘秉衡的高徒,又经过北京工艺美校的科班培养,其风格可谓独树一帜。他大胆地将有缺陷的一面改做山子的正面,翠材的崎岖不平恰恰与泰山“十八盘”相符,那一抹绯红色,则幻化成冉冉东升的一轮旭日。

  眼看玉山即将完工,陈长海却英年早逝。王树森为爱徒的早逝悲痛欲绝,不久也住进医院。住院时,他跟医生说,玉比自己的命还重要,非得回厂看看不可。

  在“岱岳奇观”工作间,他先用双手抚摸着这个已有雏形的翠宝,然后紧紧握住张志平的双手不放,眼睛湿润地说:“志平啊,长海走了,这副担子全放在你身上了。我拜托了,拜托了……”好长一会儿,他才又说了一句:“我的日子也不多了……”

  在国宝完成前的几个月,王树森老人与世长辞,享年72岁。虽然他在弥留之际仍念叨着“四大国宝”,但终究未能见到“86工程”竣工。

  1989年11月23日,国务院副总理张劲夫、北京市副市长吴仪、文化部副部长英若成等21人组成的鉴定验收委员会,来到了北京市玉器厂。大家一致认为,四件翡翠作品,原料之贵重、创作之精美,都为古今中外所未有,堪称稀世之珍宝。张劲夫副总理还现场作诗,盛赞“四宝唯我中华有,炎黄裔胄共珍藏”。

  蔚长海告诉记者,开验收会时,《含香聚瑞》的抛光其实尚未完工,但国务院发的嘉奖令先下来了。北京玉器厂可谓全厂同庆,受嘉奖的41位艺人涨了两级工资,普通工人涨了一级工资。不过,对他来说,最大的嘉奖是国宝底座上玉底金字自己的名字。

  庆功会开完,蔚长海仍闷头对作品细细打磨,直到1990年6月,《含香聚瑞》才算正式做完。做完后,这件作品就立即由军方荷枪实弹地押运到中国工艺美术馆,对公众展览。

  《含香聚瑞》采用的是套料工艺,花薰的盖由主身中掏出,盖中的余料则掏出来做了底足,这种高难度技艺,充分展示出蔚长海小料大做的本事。由于中间掏空,内部的绿全部亮出来,这件花薰展示了翡翠最漂亮的色泽,杨伯达评价说,“此薰是四件翡翠国宝中最为杰出的一件精美玉雕”。

  2000年9月,美国举办了轰动一时的“中国珍宝展”。中国工艺美术馆精选出286件珍藏参展,其中《含香聚瑞》众望所归地成为展示中国文化的重头戏。有报道说,它不仅吸引了无数观众,甚至美国希望用2亿美金将它买下来,但是中国给出的答复却是:“国宝重器,无价之宝”。

  对于这段佳话,蔚长海只谦虚地摇摇头说,没有的事。他说,虽然曾有港商在车间说过“这东西值两个亿”,但那不是指美元。仔细一想,美国以国家行为购买,更是误传,不符合国际间交往的惯例。

  玉不能言

  讲到这里,“四大国宝”的故事也就到了尾声。然而,有关“卅二万种”的谜团,却仍未解答。它为什么叫“卅二万种”?它产自哪里,曾经属于谁,又是如何在百年流离中藏头现尾的?“卅二万种”在1955年以前的经历,至今没有权威说法,传说更是五花八门。

  流传甚广的说法是,上海解放后,有人以人民来信的形式向上海军管会举报:外国洋行的地库里藏有巨型翡翠,正欲撤离中国。陈毅一声令下,这批翡翠被拦下来,收归国库。

  还有的说,解放前后,仓皇奔命的国民党权贵们,将许多来不及运上船的货物丢弃在上海吴淞口码头。这些货物里,就有三个木箱和一只帆布袋子。当时军管会负责清点的人员不识货,并未在意这几块石头,就直接把它们运进了仓库。

  蔚长海偏向于认为,滇系军阀“云南王”龙云曾是整块玉的主人。证据就是,切割后的“卅二万种”,在其中一块上写着“龙云”二字。

  还有的说,晚清年间云南官员向慈禧太后进贡了这块玉,正因如此,在作坊里制作时才能被王树森撞见。

  虽然坊间传说很多,但终归只是传说。相对于流转过程,“卅二万种”少了的那一块,才更值得追寻。

  时间回溯到1987年,王树森老人病重不起,当知道自己不久于人世的时候,他对人说出了心中的一段未了之事。

  他说,自从见到这四块翡翠,就有个疑惑:把这四块料拼在一起,不是一个完整的“大土豆”。从纹理看,被切掉的一块,起码占玉料的四分之一。

  王老先生接着说,大约在50年代,他游览颐和园时,见过一幅供展览的翡翠插屏,总觉得似曾相识。现在想来,颐和园翡翠插屏和“卅二万种”的“种、水、色”以及石头纹理,两者极为相似。而且,文物局的王世襄也曾跟王树森说过,缺失的一块有可能在颐和园。

  为了对这四件国宝负责,也为了却王老先生的生前遗愿,王树森去世后不久,故宫博物院、北京玉器厂“86工程”小组、中国工艺美术总公司,北京工美总公司和颐和园管理处等五家有关单位的十余名专家,组团来到了颐和园。

  看到摆在眼前的6件翡翠插屏,专家们惊住了,都觉得这翠料与“卅二万种”极其相似,而且是整块石料中品质最高的部分。

  “卅二万种”真是贡品,并被慈禧太后做成插屏了吗?核查颐和园文物档案,无论是晚清还是民国时期,都没有对这些翡翠插屏的记载。

  查找1949年之后的记录时,才发现了简单的记录:1949年初,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作为“逆产”,没收一批珍贵玉器,先贮藏于北京西郊公园(现在的北京动物园),后根据中央首长指示,于1951年移交颐和园。“逆产”是谁的财产?作指示的中央首长又是谁?参加鉴定的专家发现,要探究复杂莫测的历史渊源,已然超出了专业领域。

  有一件翡翠插屏,还被考证出是刘启珍老艺人的作品,但老艺人1956年就过世了,这件作品究竟是何时所做,受谁所托,也就没了确切的证明。

  不过,在专业范围内,经过审慎比对,充分论证,参与研讨的大部分专家发表了肯定意见:颐和园翡翠插屏,原材料取自“卅二万种”。据估计,这部分原石重量应该在300公斤以上,加上四块翡翠的803.6公斤,“卅二万种”翡翠原石的总重量逾千公斤,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重的一块高品翡翠原石。

  越是专家感到棘手,越能在民间激发兴趣。至今,人们对“卅二万种”的考据仍在进行中。著名作家白描曾在云南多地实地探访,他推断,“卅二万种”极有可能是云南六大名玉中的振坤玉。

  据传,一个叫王振坤的人1910年在缅甸挖到一块2000斤重的翡翠,因为难以运输,只能切割成五块,运到上海。王振坤本想以100万两白银出手,但很难找到买家,后来他以20万两白银,将玉石抵押给了天顺祥商号。由于战乱,王振坤并没有去赎回,这块玉也随之消失了几十年。不过,名玉的历史多是口口相传,谁也拿不出有力证据。

  至于为何有“卅二万种”这个奇怪甚至神秘的名称?即便是“86工程”超豪华的专家团队,也只能猜想:或与厂口产地相关,或是岗税徵记,或者就是交易价格。

  玉不能言,不然一定会有更传奇的故事浮现。不过,在磨玉人心里,这块玉堪称是“大地的舍利”,它是有灵气的,不然为什么偏偏选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出世呢?

  为什么说这个时间点刚刚好?回望北京玉器厂的历史,之前还没有解放思想,也没有人才储备能完成如此巨制;国宝出世之后,玉器厂又受市场大潮冲击,从辉煌到衰落也就是几年间的事情。北玉一度在破产边缘挣扎,如今虽然建制尚存,但整体的技艺水平却已不同往日。

  更难得的,当时的磨玉人“心里特别静,就知道埋头干活,很专注,也很快乐”,蔚长海说,他把自己最黄金的8年交给了一件作品,这在急功近利的浮躁氛围里是难以想象的。

  内行都知道,玉雕里包含着一种气息,一种态度,领会了这些,才叫懂玉。而玉雕的意蕴,是以人的境界为基础。这几件玉器之所以能够升华为巅峰之作,离不开中国八十年代的蓬勃气象,也离不开以计划经济为主导的管理体制对慢工出细活的尊重。这种慢对“卅二万种”而言,反而是一种福气。

      (文章来源:《北京日报》;参考资料:《秘境》《二十世纪中国玉坛上的伟大创举》《海阔天长》《一块巨型翡翠的跨世纪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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