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殷周金文需注意的青铜器分类问题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发布时间:2021-08-02

  金文是殷周古文字的一种类型,因其载体是青铜器而得名,正如甲骨文也是殷周古文字的一种类型,因其载体主要是牛胛骨、龟腹甲和龟背甲而得名。我们学习与研究金文,需要熟悉殷周青铜器的类型、纹饰等相关知识,唯有如此,方能较准确地判断金文的时代及其撰述之目的。而且,学者给金文(青铜器)所命之名,其中就包含有青铜器的器类,如毛公鼎、利簋(guǐ)、录卣(yǒu)、令彝、师永盂(yú)、裘卫盉(hé)、散氏盘等。如果不识或误认铜器类型,就不能很好地了解和利用金文。容庚《商周彝器通考》、林巳奈夫《殷周青铜器综览》、朱凤瀚《中国青铜器综论》等专著,已系统论述殷周青铜器的类型、纹饰、功用、断代等相关专题;张懋(mào)镕主编《中国古代青铜器整理与研究》丛书还通过一系列专著,详细论述各个器类的发展演变。这些著作卷帙浩繁,论述细致深入,是研究殷周青铜器分类的必备参考书。2020岁杪,李零发表的《商周铜礼器分类的再认识》一文(《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20年第11期),是此专题的新作,进一步探讨“爵”的形制、功用等问题,说明这方面的研究在持续进展。笔者拜读前人成果,参以己见,撰此小文,扼要讨论殷周青铜器分类的一些关键问题,希望能促进金文断代工作及相关礼制研究的进展。

  需要说明的是,殷周青铜器,按其在礼仪和人类活动中的使用方式,大致可分为酒器、食器、水器、乐器、兵器等几大类。此外,还有车马器等杂类,因与金文关系不大,本文暂不详述。无论是殷王朝,还是周王朝的青铜器,都包含上述几大类型。但殷周王朝在其政治、礼仪等文化制度中,对不同器类各有侧重,如殷代酒器特别发达;而且各大类中的具体器物也有差别,如周代酒器的代表器物是壶。下文之论述,也着眼于殷周文化之特性及其继承与演进。

  殷式酒器和周式酒器

  青铜酒器与殷文明有着密切关系。李学勤《青铜器入门》曾总结说,殷代是中国青铜器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殷王朝高超的青铜铸造工艺,也突出反映在酒器种类的丰富多彩方面。殷代青铜酒器的主要种类有觚(gū)、爵(jué)、角、斝(jiǎ)、尊、卣、彝、觯(zhì)、觥(gōng)、壶,学习、利用金文必须对此有所了解,近年古文字与考古学者提出给个别器类改名,成为研究热点,其讨论也集中于酒器。

  觚、爵在殷人墓葬中往往成套发现,成为考古学者判断殷墓等级的一个重要标准,套数越多,墓主身份越高。觚是一种侈口细腰铜器,有喇叭形口和圈足。殷代也有方觚,其口与足就是方形而非圆形。殷周青铜器中其他种类,也基本兼有方圆两种造型,如圆形鼎与方形鼎、圆壶与方壶,并不限于觚。李济曾专门研究过殷墟出土的方形器与圆形器,认为方器制作难度大,纹饰繁多,比圆器等级要高,这些观点在学界影响很大。但随着材料积累与丰富,我们认识到,礼器中的圆方之别并非在于纹饰、等级方面,需要结合具体材料,再做研究。学界对觚之功用,近年有了新的认识:王占奎、严志斌等学者指出,觚常与所谓“柄形器”一起使用,很可能是文献中记载的祼礼所用礼器。爵与觚一样,也是殷式酒器的代表器物,其特点是:拥有卵形圆底器身和三个较长的尖足;器身一侧有“鋬”(pàn),即半环形把手;爵的口沿向两边伸出,一边是“流”,即倒酒的开口,其截面为半圆形,另一边收尖,称为“尾”,在口沿上还有两个“戴帽”立柱,位置在流和尾之间。爵亦有少量方形器身和四足的,但其口沿和立柱结构与圆爵差不多。需要注意的是,一些爵有兽首形盖,如殷墟出土之寝鱼爵,其盖与觥盖类似,亦有助于认识觥之形制。但保存至今的爵,大多失盖。

  与爵关系密切的酒器,是角和斝。角和爵的造型非常相似,唯一区别是角的口沿两边都是尖尾,且没有立柱。角没有开口较大的流,其盖也不做成兽首形装饰,造型简单,带有一钮方便提起。斝的造型也与爵相近,但其口沿呈圆形,且体积比爵、角都大。斝和爵一样,口沿上也有两个立柱,斝没有大开口的流,故其盖基本为带钮的平盖,不作兽首形装饰。爵、斝口沿上的立柱,其功能不详,可能和固定其盖有关,李零新作也有类似看法,即怀疑爵、斝双柱与器盖配套使用。斝与爵的区别,除其体形较大以外,还有一点比较重要,即有的斝是袋足,与鬲足相近,便于温酒。与爵一样,斝也有方形的,还较为常见,称为“方斝”,其口沿呈方形,并有四足。

  尊也是殷式酒器的典型器类,器身呈筒形,有大侈(chǐ)口与圈足,像是加大加粗版的觚。尊和觚一样,无盖,无鋬(pàn),无流,需要用斗或勺挹(yì)取其中酒液,而不能像爵那样倒酒。尊也有器身、口、足都呈方形的,如大家都很熟悉的四羊方尊、亚醜(chǒu)方尊等,学者多沿用李济说,主张方形尊属于身份较高的贵族。卣是经常与尊一起使用的酒器,李学勤《中国青铜器概说》指出,尊卣或尊彝组合是尊贵的酒器。卣的最大特点,是器身上靠近口沿处有一个半环形提梁。卣一般是圆形器身,敛口有盖,带有圈足的;此外也有方形敛口的卣,其足则呈方形。卣还有少数是直筒形、壶形的,但其特征都是带有提梁。觯的器形与尊近似,其特点是器身直径更大,口沿则较收敛,显得“大腹便便”。觯口小,可以加盖,这也是其与尊不同之处。彝,也称方彝,多呈方形,有斜屋顶形的盖,整体造型就像宫室,很有特色。个别彝也有提梁,如近出的义方彝,与义尊同出,就带有提梁,严格来说也应称为义卣。李零新作也指出,方彝加提梁,类似“提梁卣”。殷代也有整体为鸟兽形的带盖酒器,学者一般也称为尊,如鸮(xiāo)尊、象尊、牺尊等,但其装饰性较强,与一般筒形尊是不同的。

  觥是一种较奇特的酒器,兼具爵的大开口流、兽首形盖和器身一侧的鋬,与尊的器身,像是介于爵类器与尊类器之间的类型,体积适中,同时也兼具二者的功能,即像尊一样储酒量大,同时像爵一样有流有鋬,方便倒酒。尊有方尊,觥亦有器身为方形的,方觥的足亦转变为方形,不作圈足之形。少数觥,有四尖足,类似方爵。也有个别觥,整体造型为兽形,如妇好墓出土的牺觥,其四足就作兽足之形。总之,觥的主要特点是有开口流、半环形鋬、兽首形盖,器身主要呈圆形,少数为方形。

  壶是殷周王朝一直使用的酒器。壶的特点是,口小有盖,颈部较细长,腹部较大,有圈足。与其他酒器相比,壶的造型易于储酒,酒液不易挥发。殷式壶一般无耳,西周、春秋青铜壶多装饰衔环兽首耳,或兽形耳,但其耳基本也是装饰作用。壶出现较早,在殷代并非主流酒器,西周中期以后基本废除殷式酒器,只保留了壶,从这个角度看,壶是西周酒器的代表器种。壶易储藏酒液,而非用于经常饮酒之器,与西周禁酒制度相适应。

  殷王朝酒器种类丰富,成为殷文明的主要特征之一。西周王朝建立后,在其早期沿用殷代政治、礼仪制度,同时怀柔、任用臣服周王朝的殷遗贵族,全盘接受与继承殷文化,全套殷式酒器因此得以保留使用,无论是殷遗贵族,还是以姬姓为核心的周人贵族,都继续铸造使用酒器。这就是所谓“周承殷制”。西周中期以后,特别是穆王以后,在礼制变革的大环境下,殷式酒器基本式微,包括上述的觚、爵、角、斝、尊、卣、觯、彝、觥等器,均废止不用,唯一保留的酒器就是可以长期储酒的壶,可见西周中晚期形成的礼乐文明,与殷文明有很大不同,即大大减少了燕飨(xiǎng)祭祀等礼仪场合中,酒器的使用。西周早期继承殷制,与穆王之后的礼制变革,均说明殷式酒器流行与使用的年代下限,在西周穆王之世。我们明白了这一点,就掌握了一个判断金文时代的工具,即殷式酒器上的铭文,一般不会晚到西周穆王以后。

  需要说明的是,殷代青铜器,其自名通称为“彝”“尊彝”,是普遍现象,酒器亦概莫能外,其铭文中也不见专名,故上述觚爵等器名,都是宋代以来,学者所命名,学界约定俗成而已。这些命名,有的得到殷周古文字的印证,如“爵”字正像三足两柱有流之形,“卣”字正像圆腹有提梁之形。近年,有学者据西周晚期伯公父勺器铭“作金爵”一例材料,主张爵应是伯公父勺这类有柄圆口圈足之器,而三足两柱有流器要改称为觞,此说以少数晚期材料立论,忽视了殷代及西周早期酒器通称为彝的现象,尚待讨论。另外,也有学者据近出内史亳觚自名为“同”一则材料,主张觚应称为同,也是未注意到殷式酒器通称为彝的事实,内史亳觚铭中的“同”,实为彝之义符,其他殷式酒器铭文中的“彝”字,就有从“同”之例,故觚之旧称,仍可沿用。殷周酒器中,唯一在自名中有专称的是壶。上面已谈到,西周中期废弃殷式酒器后,只保留了壶,改制后铜器自名不再用通称“彝”,而改为各器专称,这才是壶有其专称的根本原因。

  食器

  殷周青铜食器主要有鼎、鬲、甗(yǎn)、簋、盨(xǔ)、簠(fǔ),其中盨、簠在西周中期以后才出现。鼎是殷周青铜器中,广为人知的种类。鼎起源甚早,殷代已有圆鼎、方鼎。圆鼎三足两耳,方鼎则有四足,武丁时代所作的著名的司母戊鼎即为一大方鼎,是目前所知体积最大的殷周青铜器。殷墟西北冈M1004号大墓出土之牛鼎、鹿鼎,也均为大方鼎,当是烹煮牛、鹿所用器物。殷代圆鼎之典型,可举殷墟后冈出土戍嗣子鼎。殷末与周初,方鼎形体则普遍较小,如近出坂方鼎、子方鼎(荣仲方鼎)都不大,西周中期以后方鼎已很少,故在金文断代工作中,方鼎也是一个参考标准。西周时代形体较大的是圆鼎,如大盂鼎、毛公鼎均是圆鼎。我们今天常说的“三足鼎立”,就是取自圆鼎形制。殷代之鼎自名也是通称为“彝”,极少有专称,仅后冈所出的戍嗣子鼎铭有之,自名却不是“鼎”,其字从“匕”从“束”从“鼎”从“火”,正像鼎下生火烹煮之形。西周中期改制以后,鼎之自名逐渐普遍,西周晚期还出现列鼎现象,如宝鸡眉县杨家村窖藏出土之逨(lái)鼎大小共12件。鬲也是烹煮器,但形制普遍较小,其足为中空的袋形,这是鬲与鼎区别的主要特征。袋足容易导热,有利于快速煮熟食物。鼎、鬲功能接近,其自名出现专称后,也有相互混淆的情况,即有的鬲自名为鼎,个别鼎自名为鬲,前一种情况较多,而后者材料很少。一些鼎鬲有盖,基本是带钮的平盖。甗是蒸食物的器物,其下是鬲,其上是甑(zèng)。甑是直腹敞口器物,下部有孔,可使水蒸气上升,做熟食物。甗在殷代就已出现,其自名也是通称的“彝”;直到西周早期,甗仍大多称“彝”“尊彝”,只有极少数有专名“獻”(即甗);西周中期改制后,“獻”之自名,逐渐普遍使用。

  簋与鼎不同,是盛食器,也是殷周青铜器中常见器类。典型的殷式簋为圆形圈足,口沿稍微外侈,器壁较直,腹微鼓,有两耳,多不见器盖。此种形制对西周早期青铜簋影响很大。另一种殷式簋,腹较深,无耳,在西周已基本不见。西周早期有一种方座簋,如著名的利簋、天亡簋,其外观庄重,器身整体抬升,属于精心铸造的礼器。从殷周文化连续的角度看,方座簋也是继承了殷代形制,并非西周所创造。天亡簋有四耳,其造型更为繁复。至西周中期,簋形制有明显变化,即口沿内敛,腹部外鼓,大多有盖,没有方座,圈足下或有三短足。西周晚期簋,最知名的是厉王自作的胡簋,器体很大,号称簋王,下有方座,两耳造型夸张,有复古倾向。殷代与西周早期,簋自名基本也是“彝”“尊彝”,西周中期始基本自名为“簋”,其字从“皀”从“殳”。列簋制度,与列鼎一样,在西周早期继承殷制的大环境下,尚未形成,主要出现于西周晚期和春秋时期。

  盨是西周中期偏晚,从簋发展变化而来的器种,流行于西周晚期,其特点是器身为圆角方形,一般有盖。盨之自名,即其本字,从“须”从“皿”,或从“金”,或从“米”,其中“须”为音符,“皿”“金”“米”均为义符。因其来源于簋,有的盨也自名为簋。簠为方形器,侧视为倒梯形,口沿为长方矩形,其盖与器身的形状相近,侧视为正梯形。簠流行于西周晚期与春秋时代,也是簋的一种变体,然有学者指出周初即已有簠。簠之自名为匚(读音为方),其所从音符多为古,亦有故、(胡),其所从义符有金,字形变化较多。盨、簠和簋一样,是盛食器,然其出现较晚,未经历铜器普遍自名为彝的时代,故自名皆为专称。

  水器

  殷周水器主要有盉(hé)、盘、匜(yí)、盂。盉是殷代、西周时期常见水器,其特点是器身上有一长管状流,及一半环形鋬, 可以倒水供盥(guàn)洗之用。盉之主要形制有二:一是球形器身,或称罐状,下有三足,颈较长,有盖;另一类是鬲形器身,有三至四个足,足根均为袋状,也都有盖。还有少数盉器身为扁壶形,侧视为圆形,有鸟形盖。此外,殷代还有一种封顶盉,管状流置于拱起的顶盖上,其器身为鬲形,有三至四足,典型器如殷墟M1001大墓出土的左、中、右盉。殷代与西周早期,盉的自名也基本为“彝”“尊彝”,至西周中期则多用其专称“盉”,其字从声符禾,与义符皿。西周晚期,倒水器发生较大变化,管状流改为大开口流,器身也拉长,这样盉就转变为匜,并沿用至春秋时代。匜基本是四足,也有盖,但保存至今的匜多失盖。匜出现较晚,其自名就不用通称“彝”,而用其专称,都是用“它”字假借为“匜”的。

  盘是与盉配套使用的水器,即承接水流的器物,其纹饰也多为龙、蛇、龟、鱼等水生动物。殷周之盘,其器形基本较矮,腹浅,俯视为圆形,圈足无盖,有两耳。盘之自名,从殷代以来,即为“般”,此字从“舟”从“攴”,有搬动之义,亦常增加义符“皿”而作“盤”。考古发掘过程中,盘与盉、盘与匜经常一起出土,即盉、匜置于盘中。

  盂是一种深腹形器,口沿微侈,壁较直,有圈足、两耳,个别器为三小足。盂一般被认为水器,然也有自称“饭盂”者。盂之自名,自殷代以降,皆为“盂”,其字从“皿”,“于”声,而不称“彝”。这是异于酒器、食器和盉的。近年,山西翼城大河口村霸伯墓地出土霸伯盂,铭文长达116字,详细记述了西周贵族社会的宾礼,是十分珍贵的历史文物。

  乐器与兵器

  殷代青铜乐器,铙(náo)是典型器种。铙与钟形近,但其放置方式是甬部在下,开口向上,故其纵截面呈倒梯形。铙基本未见自名,铭文也很简短,只有族徽。西周青铜乐器的代表是钟,钟在西周中期即已流行,至西周晚期出现编钟,如晋侯墓地所出的晋侯苏钟,贵族社会“钟鸣鼎食”之气象由是形成,至春秋战国时代,编钟已成为贵族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钟铭一般铸造或契刻在钟体的钲部上,会避开纹饰之篆、突起钟枚,此外也常见于钟口两侧的鼓部,少数见于甬部。学习和研究金文,须熟悉钟的各部位的名称,至少要知道甬(yǒng)、钲(zhēng)、鼓。钟的自名皆为“鐘”(zhōng),即从金童声,其中的童部大多又是加注东这个声符。鎛(bó)主要使用于春秋战国时代,其形制与钟相比,鎛口齐平,横截面为椭圆形,不像钟口沿中部有向上收的弧度。鎛之自名皆为“鎛”,即从“金”,“尃”声。钟鎛是周代礼乐文明的重要代表,其铭文往往铭记功勋,称颂祖先,祈求福禄,可寻求当时很多强宗大族的史迹。

  戈是先秦时代兵器的典型种类,其使用上溯殷代,下迄战国,历史悠久,保存至今的文物数量甚多,约1500件。戈前部为锋刃,后部为内,下刃后部向下延长的部分为胡,戈中部孔洞为穿,方便系绳将戈固定于柲部。殷代、西周的戈铭主要铸于内部,基本为族徽、人名之类的短铭。春秋时代戈铭铸于胡上者居多,内容也基本是记录作器者人名和身份。战国戈铭刻于内部者居多,内容则以“物勒工名”为主,记录监造者、工师、冶(工匠)三级人物之名。

  殷周青铜器的社会功用

  以上概述殷周主要青铜器的种类、特点及其自名,希望能为金文学习与研究者提供一些便利。需要说明的是,学界长期以来将青铜器分为酒器、食器、水器、乐器、兵器等大类,只是出于学术整理与研究之目的,结合学者既有之认识,据其器物使用方式,提出的一种分类体系,严格说只是考古学或青铜器学的学科概念。我们如要说明殷周青铜器的社会功用,则要结合其铭文,与其自名,以古人之视角,来作客观之分析,现略述一二如下。

  殷代之铜器,不分酒器、食器、水器,均自述为祖先制作“彝”“尊彝”,且铭记祖先日名、家族氏名(族徽),故其社会功用,皆为祭祀祖、妣、父、母、兄等祖先。殷器之制作与铸铭,着眼礼器之整体,而非一器一物之个体,故通称为“彝”,基本不用其专称。西周早期,周王朝沿用殷制,作器铸铭,也是不论酒器、食器、水器,均称为祖先制作彝、尊彝,且与殷代相比,更频繁使用“宝尊彝”,故此一时期,铜器之社会功用也基本是祭祀祖先。当然,西周早期也有少数铜器,使用其专称之例,说明所谓周承殷制的现象,也非铁板一块,时移世易,礼制也出现微小变化,只是未撼动主流文化。

  西周中期以降,特别是穆王以后,周王朝在礼制文化上有重大变革,摒弃殷制,树立所谓“礼乐文明”之周礼,其在政治制度上之巨变,即废殷以来之赐贝制度,而推行册命制度。关于殷代赐贝制度,及其在西周早期的沿用,可参见拙文《论殷金文的特征体系》(《故宫博物院院刊》2020年第11期),此问题容再撰文详论。西周改制,反映在祭祀等礼制上,最明显的变化,如上文所述,是不再使用殷式酒器,如觚、爵、角、斝、尊、觯、卣、彝、觥,仅保留能长期储酒的壶;与此相应,作器铸铭也不再使用祭器之通称“彝”“尊彝”“宝尊彝”,而改用其鼎、簋、盉、盘、壶等专称作为铜器自名,反映对器物个体的重视,器铭上“万年子孙永宝用”“用祈湏(mǐn)寿”等嘏(jiǎ)辞,也流露出对家族绵延的现实关怀,这一点在西周晚期金文嘏辞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即希望祖先能降以福禄、纯佑、永命(长命),期冀平安长寿,得到天子长期重用。一言以蔽之,西周中晚期器铭所记其社会功用,也基本是为祖先、宗庙制作祭器,少数提到用于燕飨朋友、同僚、宾客及出入王命的使人,说明在祖先崇拜氛围浓厚的西周时代,礼器现实燕飨的政治功能也是存在的。

  西周晚期至春秋时代,周王朝内外服贵族,为加强其政治势力,扩大其生存空间,积极加强政治联姻,反映在礼器及器铭上,即媵器数量有较大幅度增加,在春秋之世成为时代潮流。春秋时代是殷周贵族宗法社会之尾声,贵族作器铸铭之目的,已不局限于传统的祀祖、敬宗、合族观念,也考虑到其现实的政治、生存需求,除祭祀以外,也用于燕飨、联姻。此外,在钟鸣鼎食的春秋时代,铜器已渐从礼器向用器转化,如铭文提到“用征用行”,就是用作行器,而兵器则更明显是一种实用器了。

  战国时代七雄并立,任用官僚,实行编户齐民的统治方式,青铜器从宗庙重器转为日常用器的趋势,日益显著。以鼎为例,器铭往往是标记其使用之处所(宫、府、库、厨),及其容积。兵器则刻其监造者、工师、冶(工匠)三级人名,属于物勒工名的性质。至此,西周礼乐文明也终于转向竞于气力的耕战时代。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作者:刘源,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先秦史研究室主任;图片:原文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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