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文是怎么被“读”出来的

来源:《北京晚报》  发布时间:2019-11-01

  今年是甲骨文发现120周年,中国国家博物馆于10月22日起举办“证古泽今——甲骨文文化展”,这是国博首次向公众大规模展示馆藏甲骨。

  站在这穿越四千多年的文物面前,我们不能忘记那些发现、介绍、研究甲骨文的前辈学者,正是他们薪火相传的努力,才向世界讲述了这种古老文字的故事……

  发现,从锡拉胡同到《铁云藏龟》

  谈及甲骨文,大部分人会想到河南安阳小屯的殷墟遗址。确实,这是“甲骨”曾沉睡数千年的地方,但说到“甲骨文”的发现,那就要从北京王府井大街的锡拉胡同说起了。

  光绪年间,锡拉胡同里住着一位颇有威望的文官王懿荣。出身官宦世家的他勤勉好学,36岁考取进士顺利入翰林院,数年后担任国子监祭酒。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他因归乡带领乡民操练、母丧守制而两次去职,但京师诸生始终对其敬重有加,足见其学识人品颇能服众。事实上,王懿荣不仅精研经学,更酷爱金石、热衷收藏、兼通中医,就连翁同龢、潘祖荫都曾称赞他博学。正是这样广博的知识背景,让王懿荣在某天突然发现,买回家的药材“龙骨”上有一些不寻常的划痕。他马上意识到,这很可能是一种古老的文字。这个猜想激发了王懿荣的热情,他立刻着手通过多种方式搜集这种有特殊符号的“龙骨”,短短时间内竟然积攒了1500多片。然而,纷飞的战火没有给他留下思考的时间,1900年,八国联军逼近北京,王懿荣临危受命,以京师顺天团练大臣身份率领民众训练守御。同年七月(1900年8月14日)八国联军进京,抵抗失败的王懿荣慨然自尽殉国。(《清史稿·卷四百六十八》)

刘鹗编纂《铁云藏龟》

  王懿荣身故以后,其次子王崇烈(字汉辅)为偿债务,将父亲所藏大部分“龙骨”出售给刘鹗。刘鹗,原名孟鹏,号老残,同样出身官宦世家,同样博学广闻,更是嗜古成痴之人,所藏古董虽有残缺,仍十分珍爱,遂命名书斋为“抱残守缺斋”。购得王懿荣旧藏后,刘鹗更花了大力气收藏甲骨,委托古董商乃至派出自己的儿子到各地购买,数年之间已收集了5000多片。这些甲骨质地不一,有的比较脆弱、难以保存,刘鹗便决定将这些文字拓下来,不仅能够保存资料,也能让更多人看到。好友罗振玉在看到这些拓片后大为惊叹,提出希望将拓片编印成书,刘鹗欣然同意。1903年,刘鹗从自己的甲骨收藏中精选墨拓了1058片,以石印本出版了我国第一部著录甲骨文的著作《铁云藏龟》(共6册),罗振玉、吴昌绶均为该书撰写了序文。如果说王懿荣是甲骨文的发现者,那么,编纂出《铁云藏龟》的刘鹗则是甲骨文研究的开拓者,真正让甲骨从单纯的文物收藏,变成研究古文字的重要资料。

  刚发现甲骨文时,大部分人更注重甲骨的古董价值,也就是对其时代和产地更感兴趣。零散的甲骨藏品,也难以让人琢磨出这种古老文字的读法规则。《铁云藏龟》的出版,让许多精研文字语言的学者有了施展才能的机会,其中就包括晚清朴学大家、“清末三先生”之一的孙诒让。1904年,孙诒让撰写了第一部甲骨研究著作《契文举例》,将甲骨文分为日月、贞卜、卜事、鬼神、卜人、官氏、方国、典礼、文字、杂例等十篇,成为系统研究甲骨文字的第一人。

  释读,读懂甲骨文 各家有绝招

  在《铁云藏龟》的自序里,刘鹗写出了他认出的40多个字,这也是首批被释读的甲骨文字。但是,刘鹗只是介绍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却没有介绍释读的具体方法。

  孙诒让则读出了185字。1905年,他在《名原》中,提到自己在《契文举例》中所用的方法是“略摭金文、龟甲文、石鼓文、贵州红岩古刻,与《说文》古籀互相勘校,揭其歧异,以箸渻变之原,而会最比属,以寻古文、大小篆沿革之大例”。简单来说,就是古文字字形比较与偏旁分析,这是很经典的文字学方法。

罗振玉所书甲骨文

  促使《铁云藏龟》面世的罗振玉,凭借其扎实的朴学考据基础与古碑研究经验,也成为了重要的甲骨文研究者,后人所言“甲骨四堂”的头一位。所谓“甲骨四堂”,分别指的是罗振玉、王国维、董作宾、郭沫若,学者陈子展因四人字号中均有“堂”字而以“四堂”并称。

  1914年,罗振玉出版《殷虚书契考释》,标志着甲骨文进入了考释时期。他“由许书以溯金文,由金文以窥书契,穷其蕃变,渐得指归”,前后共释读出了571字,占今天所释读全部甲骨文的四分之一还多。相较于孙诒让的相互比较,罗振玉用了更为简捷的逆推法,从《说文解字》的字形倒推到金文以至甲骨文——《说文解字》以秦小篆为主,字形基本来自战国大篆,而战国大篆又与商周文字一脉相承,因此可以通过《说文解字》来逆推甲骨文字的含义。

  运用逆推法,罗振玉最早释读了一些殷商先王先妣的名号,并反过来用甲骨卜辞证明《说文解字》存在讹误。不过,章太炎并不同意罗振玉的说法,其主要原因便是《说文解字》与甲骨文的冲突。

  1917年,王国维著《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甲骨文进入新的史料时期。王国维在《毛公鼎考释序》提到:“苟考之史事与制度文物,以知其时代之情状;本之《诗》、《书》,以求其文之义例;考之古音,以通其义之假借;参之彝器以验其文字之变化。由此而之彼,即甲以推乙,则于字之不可释、义之不可通者,必间有获焉。”王国维的方法已不是单纯的文字考证,而是将文字放在具体历史语言环境里,结合所有辞例释读甲骨文字。

  举例而言,王国维发现甲骨卜辞中有一个经常被祭祀的“高祖”。这个“高祖”的名号像人首手足之形。王国维联想到《说文解字》戈部一个“夒”(náo)字,此字“贪兽也,一曰母猴,似人从页,已止戈其手足”;并联系到西周金文毛公鼎中的“羞”字与克鼎的“柔”字,此两字与“夒”也字形相似,因古音同部而互相假借。如此,王国维认为“夒”与这个“高祖”的名号,从商代甲骨文到周代金文再到秦代小篆均一脉相承,故将其释为“高祖夒”。

  那么,“高祖夒”能对应哪位商王呢?王国维先生认为“夒”被称“高祖”,与被称为“高祖乙”的商汤齐名,所以应该也是最显赫的先祖,从音来推测,大概就是《史记·殷本纪》的殷商先王帝喾(kù);那么《史记·五帝本纪》索隐引皇甫谧曰“帝喾名夋”,正是“夒”之讹误;故《山海经》的帝俊,也应当就是帝喾。郭璞注《大荒西经》曰:“俊宜为喾,余皆以为帝舜之假借。”而《祭法》“殷人禘喾”在《鲁语》作“殷人禘舜”,所以帝舜也是帝喾。

  从数量上看,王国维释读出的文字仅有十来个,远不如孙诒让、罗振玉,但其释读成果却具有非凡的史学价值,大大地推动了商代史的研究。此外,他还提出了“联系正名与考史,以纸上史料与卜辞相印证”一说,即有名的“二重证据法”。

  创新,考古、历史与文字学

  1928年,董作宾开始主持小屯殷墟考古,并于1933年发表《甲骨文断代研究例》,提出甲骨文断代的十项标准,并将甲骨文分为五期。他的主要贡献不在于新文字释读,而是将已释读文字甲骨分期断代。

  1930年至1931年,郭沫若相继发表《卜辞中之社会》与《甲骨文字研究》,标志甲骨文研究进入综合论史时代。郭沫若“就诸家所已拓印之卜辞,以新兴科学的观点来研究中国社会的古代”,成为第一个用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古文字的学者。如在《释祖妣》中,郭沫若联系到早期婚姻,认为“祖妣”为“牡牝”的初字,来源于生殖神的崇拜;如在《释臣宰》中,郭氏又联系到奴隶社会,认为“臣”是首俯目竖的奴隶,“宰”是屋下执事的罪人,等等。

  唐兰所说“雪堂(罗振玉)导夫先路,观堂(王国维)继以考史,彦堂(董作宾)区其时代,鼎堂(郭沫若)发其辞例”,正是对民国时期四位甲骨文研究大家学术成就的概括,但真正将考释甲骨文字的理论系统化的学者,还是后继的唐兰与于省吾。

  唐兰是首位把甲骨文字纳入到古文字学领域的学者,他在《甲骨文字释读》中总结出辨明古文字形体的四种方法,即对照法或比较法、推勘法、偏旁分析法与历史考证法。1935年,唐兰写作《古文字学导论》,建立了与传统“六书说”不同的“三书说”,即象形、象意、形声。1949年,唐兰根据其古文字研究成果出版《中国文字学》。

  除了唐兰之外,于省吾对甲骨文字理论方法也有较大贡献,在1979年的《甲骨文字释林》中,提出不少文字形旁互用乃至语法现象的归纳,并揭示出了“独体象形字”“原始指事字”,相较唐兰的“三书说”又更进了一大步。他们各自都释读了数十个字。在他们之后,张政烺、裘锡圭也各自释读了数十个字。

  时至今日,甲骨上的3500个文字,也只有过半数被考释出来,而不少地名、人名、族名之类的专名,则难以释读。另外,对于已考释出来的文字,含义理解也存在一定争议。这表明甲骨文研究工作仍然方兴未艾,需要更多有志之士接续前人事业,挖掘甲骨文的秘密。

  (来源:《北京晚报》2019年10月31日37版;作者:林屋公子;图片:原文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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