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亮点 | 大唐盛世的开放气象

来源:人文之光网  发布时间:2017-05-26

  【编者按】本期继续推出《中国文化亮点读本》第二部分创造精神中的《大唐盛世的开放气象》。  

  《论语》一开头就记载着孔子的教导:“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由唐太宗开启的大唐盛世,正体现了孔子这一开放思想。大唐盛世在文化上显示出开放和包容的态势,在当时社会的各个领域都呈现出涵容百川的五彩缤纷的景象。

  大唐盛世的历史表明,当中华文明处于强势地位时,它具有开放性和伟大的包容性。它对于外来文明,不是拒绝、冲突,而是吸纳、包容,求同存异,和谐相处。

一、胡乐与胡舞

  唐时很流行“胡乐”,出现了“洛阳家家学胡乐”的情景。琵琶、箜篌、觱篥、横笛、羯鼓等外来乐器也大为普及。琵琶来自印度与波斯;箜篌来自印度;觱篥来自波斯,本名悲篥,声悲;横笛是羌笛的演化,最早流行于印度,后传入我国西北与西南羌族地区。传为唐玄宗李隆基游月宫回来创作的《霓裳羽衣曲》,其实是来自西域的《婆罗门曲》,经唐玄宗改编而成,因此应该看做是汉乐和胡乐融合而成的一项艺术成果。

  唐代还有“胡舞”,其中最有名的是胡旋舞(来自康国,在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胡腾舞和柘枝舞(来自石国,在今塔什干一带)。当时在宫廷中经常表演“胡乐”和“胡舞”。唐玄宗吹奏玉笛和敲击羯鼓都达到了极高水平。当时的重臣宋璟也善羯鼓。据记载,宋璟还提出,敲击羯鼓时,应是“头如青山峰”、“手如白雨点”,以充分发挥羯鼓作为“八音之领袖”(唐玄宗语)的功能。

  胡乐与胡舞,是唐代艺术领域开放的一个缩影。正因为大唐帝国这种开放、包容的胸襟,兼收并蓄,海纳百川,所以唐代的艺术真正呈现出了姹紫嫣红、百花齐放的景象。

二、长安的教堂和寺院

  基督教传入中国就是在唐太宗的时候。那是基督教的一个派别,叫聂斯脱利派。聂斯脱利在公元431年被罗马教会判为异端,开除出教,并遭流放,死于埃及西部的沙漠之中。聂斯脱利的信徒宣布与罗马教会断绝关系,并向东方的广大地区传教。贞观九年(635),他们的一位主教阿罗本带领一行人到长安,自称景教。唐太宗派房玄龄热情接待了他们,让他们在皇帝藏书楼翻译景教经典,并由政府出资帮助他们在长安建了一座教堂。

  当时唐朝的外来宗教还有祆教和摩尼教。祆教起源于波斯,当时中国人又称之为拜火教或火祆教。祆教曾两度被立为古代波斯的国教。大约在西晋末年,即公元4世纪初,它通过粟特商人传入中国。在唐朝初年,祆教得到官方承认。摩尼教在公元3世纪由波斯人摩尼创立,后来遭到祆教的排挤。公元277年,摩尼被波斯王巴赫拉姆二世杀害。摩尼教的教徒逃亡国外,而摩尼教也因此在世界各地得到广泛的传播。据文献记载,最晚在唐高宗时代,摩尼教已传入中国内地。它的教义得到了武则天的赞许。

  大唐帝国尊重各种宗教,也善待宗教信仰者。在中国从来没有出现过欧洲中世纪那种用残酷的火刑迫害异端的宗教法庭,也没有出现过欧洲那种大规模的宗教战争。像聂斯脱利派那样被他们自己的教会判为“异端”,像摩尼教那样在他们自己的国家受到迫害,但在大唐帝国却都得到接纳,聂斯脱利派还得到唐太宗极高规格的接待。唐太宗并不要求他们接受中国本土宗教的教义和中国人的价值观。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生”的哲学,生发出这种文化上的开放性和包容性。

三、唐僧西天取经

  唐僧玄奘到印度取经,是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件大事。

  玄奘于公元627年出发去印度,公元645年回长安,前后17年,游历了110多个国家,带回了佛教经、律、论各类经典657部。当时唐太宗在洛阳,他命宰相房玄龄派右武侯大将军莫陈实等官员迎接玄奘。很快唐太宗又在洛阳接见玄奘,长谈十二三个小时。唐太宗请玄奘在弘福寺翻译梵文经卷,还让房玄龄、许敬宗挑选50多位学识渊博的佛教徒帮他翻译。玄奘夜以继日地工作,“三更暂眠,五更又起”,在19年中,翻译佛经75部,达1335卷。玄奘还口述《大唐西域记》12卷(由他的弟子辩机笔录),记载了他取经途中亲历和听说的138个西域国家或城邦的地理、交通、气候、物产、民族、语言、历史、宗教、政治、经济、文化、风俗等方面的情况。当代学者季羡林称《大唐西域记》“是一部稀世奇书”,“早已成了研究印度历史、哲学史、宗教史、文学史等等的瑰宝”。

  孔子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在中国人看来,通过学习来打开视野、提升自我,这是最快乐的事。学习的对象,不仅包括本土的文化,还包括境外异质的文化。玄奘赴印度取经,表明中国人对于学习异质的文化有着非常高的热情。

四、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长安

  长安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东西长近10000米,南北长8000多米,全城面积84平方千米。城内有东西向大街14条,南北向大街11条,其中最宽的大街叫朱雀街,当时又叫天街,宽达155米。长安城内有百万以上居民,比拜占庭帝国的君士坦丁堡(当时世界上第二大城市)的人口还多出20万。

  由于大唐帝国在文化上的开放与包容,当时长安成了一个世界上最繁华的国际性大都会,从世界各地来的外交使节、商人和留学生挤满了长安。长安的鸿胪寺接待过70多个国家的外交使节,而且这些使节大多率领着庞大的外交使团,出现了“万国衣冠拜冕旒”的盛世景象。来唐使节最多的是日本、新罗(今朝鲜)和大食(今叙利亚、科威特、伊拉克、利比亚等国)。日本曾先后向唐朝派遣十多次“遣唐使”,包括留学生、学问僧以及各种类型的专业人士和工匠,每次有数百人,最多达到七八百人。新罗常年居住在唐朝的留学生达到了一二百人。据《旧唐书》记载,开成二年(837)在唐朝的新罗留学生达到216人。

  唐代老百姓和上层贵族大量引进外来的服饰、饮食和各种习俗,当时的长安城中“胡服”盛行,胡风弥漫。所谓胡服,主要是来自西域少数民族和波斯、康国、安国等国的服饰,其特征是短衣窄袖,以方便骑马出游、狩猎。唐代女子喜欢披肩巾,肩巾是从中印度传入的。唐代有一项体育活动风靡一时,就是打马球,那也是外来文化,它发源于波斯,经土库曼斯坦和印度传入吐蕃,最后传到长安。据记载,唐玄宗、唐僖宗打马球的球艺十分精湛。当时来自中亚、西亚的商人在长安等地开了许多酒店、珠宝店、杂器店。胡商经营的酒肆多在长安西市和春明门至曲江池一带。酒肆中有西域名酒(如高昌产的葡萄酒、波斯产的三勒浆以及龙膏酒等),还有富有异国情调的胡姬当垆。胡姬是来自中亚、西亚的女子,能歌善舞。到胡姬酒肆中饮酒聚会成了一时风尚。大诗人李白的诗中常有这一类的记载,如:“胡姬貌如花,当垆笑春风。”“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这种胡风、胡俗的盛行,显示出一种蓬勃的朝气和青春的旋律,正是学者们盛赞的盛唐气象的一个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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