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

来源:《前线》  发布时间:2021-09-16

编者按:     

  明天是“九一八”事变90周年纪念日,防空警报将再次响彻城市上空。九一八事变后,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和全国人民意愿,立即发表宣言,提出系统的抗日主张,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本质,批判国民党当局的不抵抗政策,向中国人民宣示了坚决抗战的决心。中国共产党及时调整战略,在东北积极开展武装抗日斗争,东北抗日联军成为东北主要抗日武装力量,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为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事业所发挥的中流砥柱作用。


  九一八事变后,由于国民党政府及东北当局采取不抵抗政策,日本侵略军得以加速实施侵占中国东北的军事行动。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和全国人民的意愿,从九一八事变第二天的9月19日到30日,中共满洲省委和中共中央连续发表宣言和决议,系统地提出了抗日主张。

  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关东军自导自演的侵华重大事件。1931年9月18日深夜,日本关东军按照预定计划,蓄意炸毁“南满铁路”柳条湖一段铁路,反诬东北军所为,于是炮轰并进攻北大营。在东北军政当局不抵抗命令的背景下,日军的进攻迅速演变为吞并中国东北的一系列侵华战争,给中国带来了严重的民族危机。

  在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二天即9月19日,中共满洲省委就发出了《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公开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明确指出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蓄谋已久侵略中国、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的侵略行为。对于日本帝国主义者宣传“这次冲突是奉天北大营中国军队破坏南满铁道所引起的”谬论,宣言进行了有力驳斥,指出“这完全是骗人的造谣”。中共满洲省委最早给九一八事变定了性,同时强调日本帝国主义已对中国发动了侵略战争,“万恶的日本帝国主义者已经将奉天、营口、安东、抚顺,辽阳、海城、铁岭、长春,还有许多别的大小城镇完全占领了”,指出九一八事变的发生绝非偶然,“这一政策是日本帝国主义者为实现其‘大陆政策’‘满蒙政策’所必然釆取的行动!”在事后清算日本战争罪行的判决书中,也认定九一八事变是由关东军精心策划和发动的,“有大量且有说服力的证据证明,事变是由参谋本部的将校,关东军的将校,樱会的会员及其他人等事前周密计划的”。

  1931年9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公开表明党的对日态度,即谴责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认定日本帝国主义是屠杀中国民众的“万恶强盗”,指出“万宝山与朝鲜之血迹未干,日本帝国主义又公开进兵中国,强暴占领奉天安东营口,更大规模的屠杀中国民众了……现在它更公开更强暴的占领中国土地,其显明的目的显然是掠夺中国,压迫中国工农革命,使中国完全变成它的殖民地”。宣言历数了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犯下的种种罪行,指出其屠杀中国人民、侵占中国土地,最终目标是掠夺中国财富、奴役中国人民,把中国变成日本的殖民地,明确地揭示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动机及其本质。

  1931年9月21日,中共满洲省委作出《关于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及目前党的紧急任务》的决议,明确指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中国东北,是“使半殖民地的中国完全殖民地化”,已给中华民族造成了深重灾难。同日,日军即在东北实施武装占领计划,动员数万海陆空军,“有计划的武装占据整个满洲,满洲已全部变为战地景况,工农兵劳苦群众的生活,完全在失业流离恐怖死亡饥饿贫困的状态中”。中共满洲省委指出,日本侵占东北背后的原因是世界经济危机以及世界帝国主义列强的矛盾,日本帝国主义为了转移日本国内矛盾,挽救日本帝国主义的命运,不惜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决裂,预言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必然会进一步加剧世界列强之间的矛盾,甚至会引发“全世界帝国主义的战争”。

  1931年9月22日,中共中央作出《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并通电全国,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是侵略战争行径,近期目标是占领东北,长期目标是征服中国,“日本帝国主义……借辞南满铁路破坏的口实……这严重的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的积极殖民地政策之产物,是日本武装占领整个满洲及东蒙的企图的最露骨的表现,是将满洲更殖民地化”,指出日本充分利用了列强之间的矛盾以及经济危机自顾不暇之际,独自发动侵华战争,形成了远东战争策源地。

  决议分析了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的原因,是寻找“经济危机的出路”,转嫁国内社会矛盾。因为日本国内发生了“剧烈的空前的世界经济危机,用极大的力量打击着日本帝国主义。日本的经济危机,猛烈发展着,浸及一切的生产部门与国内国外的贸易,广大的群众失业,无产阶级与劳苦群众的生活的极端恶化,并在这个基础上产生了群众斗争的日益紧张与革命化”。为了摆脱国内经济危机,就必须“巩固掠夺,加紧殖民地的剥削,加紧战争的准备”。决议还定义九一八事变的性质是“瓜分中国为各个帝国主义者的殖民地的开始……是世界新的帝国主义强盗战争的初步”。

  1931年9月30日,中共中央又发布了《中国共产党为日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第二次宣言》,进一步强调,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就是要永久占领中国东北,日本帝国主义不仅没有撤兵的迹象,而且“更占据了许多新的城市与新的铁道线,积极巩固着它们的军事地位。在奉天、长春、吉林等主要城市内它们已经组织了它们自己的行政机关,实行对于这些占领区域统治权。同时它们公开宣布了要把东三省成为独立国家的企图。日本帝国主义并吞东三省的野心,难道还要其他的证明吗?”

  中共中央清醒地认识到,日本侵华的最终目的就是要把中国东北割裂出去,直至征服中国,变中国为日本完全的殖民地。因此,这台侵略战车一旦发动,就不会轻易地停下来。中国共产党通过发表宣言告诫国人,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不组织军事抵抗,企图通过国联调停来制止日军的侵略是不切合实际的,中国人民的独立自由要掌握在自己的手上。这种认识与国民党当局的不抵抗政策有着本质区别。

  批判国民党当局的不抵抗政策

  中共中央在公开发表的《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中批判并谴责了国民党当局的不抵抗政策,认为“国民党及各派军阀根本都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当中国民众被日本强盗大规模屠杀的时候,还在“高唱无抵抗主义,与和平镇静的忍耐外交,充分的表现了他们无耻的屈服,出卖民族利益的面目”。当外国侵略者侵略中国、屠杀中国人民时,不抵抗就是“无耻的屈服”,就是出卖民族利益。

  中共满洲省委也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满洲”的图谋之所以能够得逞,“完全是国民党军阀投降帝国主义的结果”。国民党政府所谓“忍耐”“镇静”“莫给人以可乘之机会”“和平以示奋斗”等所谓策略和他们极力镇压反帝运动的罪恶行动,“必然要使日本帝国主义者更近一步、更肆无忌惮的来占领满洲!”由于国民党的不抵抗,致使大片国土被占,“本来已经贫困不堪的工农兵劳苦群众,目前的生活更加痛苦了,失业、死亡、流离、恐慌、饥饿、贫困,已达空前的境地”。9月21日,中共满洲省委再次批判了国民党当局的不抵抗政策,认为这一政策完全暴露了国民党当局对内欺压人民、对外屈膝软弱的本质,指出“日本帝国主义之所以能占据满洲,完全是国民党军阀一贯的投降帝国主义,出卖中国民族利益,极力压迫革命运动的结果。在万宝山事件中,国民党军阀即极力尽其压迫反帝运动的能事,一方面让民众‘忍耐’‘镇静’‘静候政府解决’,另一方面大批逮捕反帝群众以取悦帝国主义,自从所谓‘中村事件’发生以来,国民党军阀更是手忙脚乱丑态毕露,极献其摇尾叩头的惯伎,只求‘平安无事’,不惜出卖一切,当日本帝国主义者已经‘兵临城下’的时候,犹电令军警‘不准反抗’,而任日军为所欲为。”这更加刺激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扩大侵华战争的欲望。

  中共中央在9月22日的决议中,批判国民党当局“无耻的投降”“出卖民族利益”,他们“命令自己的军队无条件的缴械与投降,将千百万的劳动群众给日本帝国主义者蹂躏、虐杀、奸淫与剥削”。而事变后“只有空口的抗议”“‘镇静的’外交”“向强盗机关(国联)乞求,希望美国主持公道,或者在纪念周上大哭一次”。不抵抗在本质上是“给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政策与武装占领作开路先锋”。其结果,更引起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并把东北3000万中国人置于受日本帝国主义蹂躏、虐杀、奸淫与剥削的亡国奴地位。

  中共中央在《中国共产党为日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第二次宣言》中再次批判了国民党当局的不抵抗政策和投降主义路线,“在日本帝国主义这种横暴的前面,国民党采取了什么态度呢?张学良的‘无抵抗主义’,蒋介石的‘逆来顺受’,以至南京政府的所谓‘镇静外交’,‘保护日侨’,广东政府的‘反蒋即反日’,想来是大家所耳闻目睹的了。中国共产党曾经一再告诉全中国的民众,投降帝国主义,勾结帝国主义,压迫与屠杀中国民众的国民党,决不能反对任何帝国主义的进攻,现在不是完全证实了吗?”指出张学良提出的“无抵抗主义”,国民党当局所说的“镇静外交”,其本质都是投降主义外交,决不能反抗任何帝国主义的进攻。指望列强来主持正义与公道,来干涉日本的武力侵略,“无异与虎谋皮”,甚至“等于引狼入室”。因此,不能指望别人来解决日本的武装侵略,只有人民武装起来,才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

  九一八事变发生时,不抵抗命令确实是由张学良下达的。他作为东北地方的军政长官,自9月19日起所发表的《通告日军侵占沈阳电》《对天津〈大公报〉记者谈沈阳事变》《尽任日军所为——对外报记者谈沈变》《预先已将军械子弹存入库房——与外报记者谈沈变》等声明或谈话或答记者问,都明确表达了对日军的不抵抗态度,典型地反映了国民党当局的观点。在九一八事变前,南京国民政府的基本原则是不与日军发生对抗,腾出手来“围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因此,从本质上讲国民党当局对日本持不抵抗政策是其“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必然结果。在蒋介石看来,消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军是事关其政权存续的头等大事。只要日本帝国主义不威胁到他的政权,自然可以放任日军对东北的占领。这种置民族大义于不顾的对策,给中华民族造成了深重灾难,严重背离了人民普遍要求抗战的愿望,势必引发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中国人民的声讨和批判。

  宣示武装抗日决心拯救民族危亡

  中国共产党在九一八事变后发表宣言,除了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吞并中国东北、征服中国的侵略本质,批判国民党当局的不抵抗政策外,更明确地向全中国人民宣示,中国共产党要领导全国人民武装抗日,要把日本帝国主义势力彻底清除出中国,此外别无他途。因为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在本质上是“投降主义”,“任何一派的国民党与军阀都只能压迫红军与苏维埃,实行军阀战争,制造灾荒,及投降帝国主义,出卖民族利益”。“攘外必先安内”“诉诸国联”是国民党政府在九一八事变前后采取的基本政策。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是指望不上中国的军阀们来保护的。“只有群众斗争的力量”“一致动员武装起来,给日本强盗与一切帝国主义以严重的回答”“只有广大群众的革命铁拳,才能制止帝国主义的暴行,驱逐帝国主义滚出中国!”只有劳苦群众自己的武装——中国工农红军,“是真正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只有劳苦群众自己的政府——苏维埃政府,“是彻底反对帝国主义的政府”;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将日本帝国主义逐出中国。

  1931年9月30日,中共中央发表的《中国共产党为日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第二次宣言》,更进一步公开向全国人民宣示自己的宗旨:“中国共产党公开向全世界与全中国的劳苦民众宣言:中国共产党是帝国主义与国民党最不能调和的死敌。中国共产党反对一切投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政治集团与派别。”中国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统治,更反对一切帝国主义侵略。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广大劳苦群众利益的真正维护者,才能组织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斗争,保卫国家的领土和主权。

  中共中央基于对九一八事变后中华民族面临民族危机现实的清醒认识,及时调整了党的工作中心,提出了党在九一八事变后的中心任务,就是加快组织领导群众、武装群众反对帝国主义的奴役和侵略。中共满洲省委也依据属地情况具体地执行中共中央的决定。

  命令各级党组织,“必须加紧警醒群众的民族自觉而引导到反帝的斗争上去”“只有群众自己的力量能够战胜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求得民族的解放”。为此要进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暴行的运动,组织并参加各色各样的反对帝国主义的公开组织,在各大城市公开出版群众的反帝日报,在日本工厂中组织反日的罢工、示威。组织全国工农兵学生以及一切劳苦的民众,通过“罢工、罢课、罢操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特别应在东北加紧组织群众的反帝运动,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共满洲省委也要求东北各级党组织“必须积极的坚决的号召群众罢工、罢课、罢市的示威,首先应当选择我们比较有基础的群众,组织集会、群众大会及宿舍工厂等处的部分示威”,充分发动群众运动,告诉他们出路。

  加紧做东北军队中进步军人的工作,发动对日游击战争,直接给日本帝国主义以沉重的打击。中共满洲省委也要求东北各级党组织积极争取东北军队中主张抵抗日本侵略的军人,借助他们的爱国精神,积极进行反日斗争部署。“加紧领导与号召士兵群众”,领导当地抗日武装力量,必须用一切机会领导他们,反抗日军的进攻,并且发动当地工农群众的斗争积极地扩大罢工、罢课、罢市,“要动员广大群众去组织各种斗争委员会”“反抗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满洲”。

  强调中国共产党必须领导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强盗战争,反对日本的殖民地屠杀政策”。提出武装群众的口号,“使这些武装群众团体变为游击队与工人自卫队”“武装工农,同日本帝国主义宣战”“武装工农学生,以扩大与巩固我们自己的力量。只有依靠工农兵、学生,以及一切劳苦群众自己的力量,才能打倒帝国主义。”

  党中央认识到将来面临的困难,“必须估计行将来到的战时的地下党的困难的环境,各省委须有专门的计划来改善党的秘密工作,使它能够在严重白色恐怖与战争状况之下来继续工作”,要求做好与日本侵略者进行长期地下抗战的准备。中共满洲省委也认识到了九一八事变后,随着日军对东北的占领,党的公开活动更加困难,为此要求“特别注意秘密工作,保存我们的力量”,积极开展地下对日斗争。

  中国共产党在九一八事变后,不仅向全国人民宣告自己的抗日主张,而且还及时调整战略,在东北积极开展武装抗日斗争,派出数以千计的骨干分子,深入到东北军和抗日义勇军中,开展抗日活动,积极创建抗日游击队,先后成立东北人民革命军、东北抗日联军,开辟了东南满、吉东、北满三大游击区。东北抗日联军作为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武装力量,在没有外援、物资匮乏、环境恶劣的斗争条件下,甚至是与党中央一度失去联系的情况下,仍然坚持斗争,威胁并钳制大量日军兵力,有力地配合和支援了全国抗战,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在14年抗日战争中,为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事业所发挥的中流砥柱作用。

  (来源:《前线》2021年第9期;作者:焦润明,系辽宁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图片来源:《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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