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文明高度发达的少数民族王朝

来源:学习时报  发布时间:2019-04-08

西夏陵(图片来源于网络)

  公元1038年,党项拓跋部落历经李继迁、李德明两代积累,在李元昊带领下创建了著名的西夏王朝,开创了历史上著名的西夏文明,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党项部落发源于青藏高原,随着吐谷浑、吐蕃势力的强大被迫离开故土。随着唐王朝的建立和强大,在唐太宗李世民“夷夏一家”的民族包容政策引导下,党项部落在唐初内附,并迁居陕北黄土高原,在唐末建立了以夏州为核心的强大地方势力。从青藏高原走向黄土高原,意味着党项人从游牧文明向农耕文明过渡,也标志着党项人和汉族等民族进行全面的交流与合作。党项人对于唐王朝的向往和忠诚在协助唐朝平定黄巢起义中全面展现,唐文化对党项人影响深刻。在这个过程中,党项人广泛吸收汉唐文化,日常交流也以汉字为主,汉传佛教也基本成为党项人的主要信仰;这对后来西夏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法律制度形成了极大的影响。唐末宋初,党项人逐步控制了陕北高原、河套平原、河西走廊以及青海新疆部分地区,完成了西北地区的局部统一,创造了独特而辉煌的西夏文明。

  大国夹缝中的独立政权

  西夏王朝建立以后,前期与北宋、辽对峙形成三足鼎立局面,后期对南宋、金三国鼎立,立国190余年,建立了在中国历史上影响重大的少数民族政权。

  作为一个在宋辽金等大国夹缝中生存的独立政权,西夏王朝以军事实力为基础,以务实外交为导向,在夹缝中巩固和稳定政权。西夏王朝存续期间,历代统治者高度重视农业、牧业、冶铁业发展,西夏控制著名的宁夏平原、河套平原、河西走廊,通过历代开发,在农业生产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西夏统治者鼓励开荒和农耕,中原地区较为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被广泛引入,西北地区的农业生产取得了空前发展,建成了兴庆府这座仅次于长安城的西北地区大型城市。西夏时期,重视与周边政权的贸易往来,其中所产夏州一带的青盐、河西走廊的骏马成为当时与北宋进行榷场贸易的重要物资;其锻造的“夏国剑”更是享誉天下。由此可见西夏的经济发展水平达到了较高水准。近年来,随着西夏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发展,大量的民间契约文书相继得到整理,表明土地买卖、商品交易在西夏境内非常频繁。这些历史表明,西夏已经从游牧民族转型成农耕为主、牧业为辅的典型农耕社会。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西夏政治、经济、文化、法律制度全面向中原王朝学习。西夏建国初期,李元昊学习唐宋制度,创建西夏文、确立官制、兴修水利、确立军事制度和法律制度,建立了一套全面吸收唐宋文化和党项人民族特色的治国制度。历代西夏最高统治者都高度重视法律制度建设,如李仁孝在位期间颁布的《天盛律令》,展示出了西夏王朝极高的立法水准和成就,与《宋刑统》并列为那个时代的杰出立法成果,同时也是当时第一部全面刊印的治国法典。《天盛律令》上承《唐律》,下接《宋刑统》,中纳党项人特色习惯法,成为融会贯通中原文明和党项文明的经典之作。

  在长期和宋朝对峙期间,西夏给宋朝西北地区带来了巨大的军事压力,好水川之战、三川口之战等著名战役中,西夏军队多次以少胜多,给北宋政权带来巨大的军事压力;中原王朝对西夏的存在十分敌视,称西夏为伪夏。在西夏的后期,蒙古人征战四方,成吉思汗20多年中多次发动征服西夏的军事行动,但遭到西夏人的强烈抵抗,成吉思汗病逝在攻灭西夏之即,是故蒙元政权对西夏也是相当敌视。蒙古灭夏过程对西夏文化造成了毁灭性打击,蒙古人编修《辽史》《金史》,独不修“西夏史”。

  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高度融合

  西夏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党项人的民族特色,使西夏文明具备典型的地域特色和民族特色。西夏地形、气候等自然条件复杂,既有黄河冲积平原和肥沃的河西走廊,也有贺兰山、祁连山等著名的山地草场,也有贫瘠的陕北高原和一望无际的大漠。自然资源禀赋的差异使得西夏境内的经济生产方式具备了多样性。西夏既有党项族原本擅长的牧业经济,也有新开疆土肥沃平原的农耕生产;因此从经济发展形态上看,西夏国的农牧业并行发展;同时由于西夏控制丝绸之路中的要道,因此也比较重视商业贸易。

  党项人作为游牧民族,以军马立国,重视传统畜牧业。《天盛律令》中关于畜牧业生产的法律条文是唐律的数倍,且内容丰富。如《牧场官地水井门》《牧盈能职事管门》《校畜磨勘门》中对于官牧场地的界限、管理机构、畜产品交纳都有细致规定,同时也对于畜产品的生产使用和交易作出了相应规定。这些措施相较于以农耕文明为主体的中原王朝的法典有着显著的民族特色。自党项人占据宁夏平原和河西走廊后,西夏开启了农业立国的历史进程,“以农为本”的立国思想和儒家治国思想在西夏逐渐占据主导地位。西夏对于农田水利建设极其重视。《天盛律令》中《春开渠事门》《灌渠门》《地水杂罪门》等法规对农田、水渠、灌溉、水利工程建设管理都作了详细规定。

  农业的发达为西夏的繁荣昌盛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儒家思想、科举制度等中原王朝的政治文明开始在西夏结出新硕果。西夏中后期以儒教治国,主要表现在制度、法律和教育上。西夏的崇宗乾顺重视文教,大力发展儒学,建立学校,在西夏文化史上起到了划时代的作用;其子仁宗仁孝,提倡文教,实行科举,修订律令,尊孔子为文宣帝,更使西夏尊崇儒学达到顶峰。《天盛律令》更是一部儒家思想法律化的典型。“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的“德主刑辅”唐律核心思想贯穿始终;“十恶”“五刑”“八议”“五服”“七出”等中原王朝法典的经典制度在其中全面展现,深刻体现了西夏中后期“礼法合一”的立法思想;也象征着党项人在法律继承和法律移植方面的卓越水平。此外,佛教是西夏宗教信仰的主流,由于皇室大力提倡,官方色彩浓重。西夏的佛教源于中原,又借鉴吐蕃,佛道兼容是西夏的一大特色。

  (来源于学习时报;作者:余钊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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