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 丨 言心哲:为社会工作建立科学的基础

来源:《文汇报》  发布时间:2021-08-18

  【学术档案】言心哲(1898—1984),社会学家。湖南湘潭人。1923年赴美国攻读社会学和经济学,获文科硕士学位。1928年归国后在燕京大学任教。1929年起在南京中央军校、南京中央政治学校等授课,1931年起担任中央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中山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复旦大学社会学系主任。1935年当选中国社会学社理事、中国统计学社理事。晚年任中国社会学会顾问及上海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特约研究员。毕生致力于社会调查及社会工作的研究。著有《社会调查大纲》《现代社会事业》等。


  放弃博士学位回国执教

  言心哲,别名荣彰,1898年7月出生于湖南湘潭县。二岁丧父,五岁丧母,此后寄居于叔父言允藏家中。七岁进入私塾接受传统教育,后转到龙头铺言氏族立国民小学学习,毕业后考入湘潭东区县立联梓冲高等小学,十四岁高小毕业后,进入长沙一家绸布店当学徒,寄居于舅父许文生家中,与许文生的儿子、表弟许仕廉一起学习成长。

  1913年,言心哲考入长沙甲种商业学校(即中等职业学校)。他在那里有幸遇到两位可敬的老师,一位是杨开慧的父亲杨昌济,教伦理学;另一位是李淑一的父亲李肖聃,教国文。国文课程帮助言心哲打下了深厚的写作功底,伦理课程则训练了他严谨的逻辑思维能力,为以后从事社会学教学与研究工作奠定了良好基础。当时的湖南。有识之士创办了纪念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的船山学社,经常组织讲座。年轻的言心哲深受熏陶,在眼界思想和立身处世上都深受启发,救国理想开始萌芽。

  1919年,从长沙甲种商业学校毕业后,言心哲经华法教育协会介绍,乘船赴法国勤工俭学。同行的有李立三和王若飞,当时留法所需的500银元旅资是由族间亲友全力资助的,多年以后,言心哲回过一次家乡石金大队,捐赠石金小学人民币600元作为修建校舍的费用,以表达对家乡前辈扶植的感激之情。

  由于在法勤工俭学遇到困难,言心哲借鉴其他同学由法国转往美国求学的经验,于1920年冬天转赴美国留学。他先在旧金山附近帕洛阿尔托中学学习。毕业后,进入加州圣约瑟斯托克顿城太平洋学院学习两年。1923年,转到美国加州洛杉矶南加州大学学习社会学和经济学,于1927年获得文科学士学位,1928年获得文科硕士学位。其实,言心哲初到美国时学的是牙医,但他感到医学并不能拯救积贫积弱的旧中国,转而攻读社会学。在南加州大学修习鲍格度斯(Bogardus)的“社会心理学”和“贫穷问题”两门课程时,鲍格度斯丰富的社会学知识和启发式的教学方法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后来他又选修亨特(Hunt)的“社会主义”课程,每位学生按要求需写作一篇论文,他选择的论文方向就是失业问题。此时的言心哲已经明确意识到失业和贫穷问题是两个最严重的社会问题,而贫穷问题与失业问题又是相互关联的,所以对此极为关注,这也是他归国后致力于社会工作研究的最初动因。言心哲在美国的学习生涯共计九年,前期依靠勤工俭学,后期因学业成绩突出,于1925—1927年获得清华大学半公费、每月四十美元的资助。

  民国时期社会动荡,时局混乱,当时许多学成归来的知识分子希望通过自身力量来改造社会。他们采用各种方法,包括传播先进的理念、思想,进行社会调查和社会服务活动等。在此过程中,他们发现社会中缺乏一种专业系统的人才培养体系来服务于推进中的社会活动,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我国社会工作教育开始发展起来。1928年,言心哲获得硕士学位后,按照当时美国大学的规定,再修习二十个学分,经过口试和答辩及格,写一篇论文获得通过,即可获得博士学位。当时,表弟许仕廉担任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他电促言心哲回燕京大学担任社会学教学工作。许仕廉对大学社会学教育有成熟的思考。在学科建设方面,他认为大学中的社会学专业基本课程至少要包括普通社会学、社会思想史、社会问题、贫穷问题及救济方法、社会调查、社会统计、乡村社会学等课程,这一想法体现在燕大社会学系的课程安排中;此外,他十分重视学生在社会工作实习方面的教学和训练,认为社会工作教学必须与实习相结合,才能培养出社会工作的专业人才。这些教学理念都与言心哲的极为合拍,言心哲此时已经在为攻读博士学位而努力,但他毅然放弃了已经修得的六个博士学位学分,迅速回国任教。

  调查人力车夫,也调查贫困儿童

  言心哲在燕京大学执教一年,讲授“社会学概论”和“社会领袖”两门课程。他还将“社会调查”放在必修课程中,赋值6个学分,安排两个学期系统学习,第一学期以课堂授课为主,第二学期则要求学生走出课堂,开展实地社会调研工作。燕京大学素有重视学生实习教育的传统,社会学系于1928年建立清河实验区,开始为期十年的清河实验乡村建设运动,涉及乡村改造的方方面面。在20世纪30年代改造农村社会的所有实验区中,可以说清河实验是具有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工作实践的。

  1929年夏,言心哲到南京中央军校高级军官训练班讲授“社会调查”课程,内容主要是关于社会调查的原理和方法。课程前半部分总述社会调查的通用方法、社会调查的组织形式和技巧,包括社会调查的步骤、社会调查的组织、实地调查的方法以及调查谈话的方法技巧;后半部分详细展开在面对不同类型调查时所需方法的介绍,主要从教育调查、犯罪调查、卫生调查、失业调查等几个方面展开。这一时期的课程讲义后来被整理成《社会调查大纲》一书,于1933年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这也是言心哲的第一本专著。

  实践层面,言心哲也十分注重社会调查工作的开展。在他看来,社会调查对于个人或者团体意义巨大:第一,能够随时随地明了现代社会的实际情况;第二,使个人感觉到个人与社会关系的重要性;第三,能够及时了解社会态度、舆论及价值导向;第四,明了社会变迁及历史进程;第五,养成社会首领资格和参与社会事务的习惯;第六,产生热爱团体的思想;第七,有效辅助教育工作;第八,用以改良社会经济政治等社会问题。他在这一阶段的教学工作也充分体现了这种重视。

  1932年,言心哲带领南京中央政治学校的学生们访问当地的人力车夫,调查了普通状况、工作状况、经济状况、家庭状况、卫生状况、教育状况和娱乐状况七个方面。普通状况包括年龄、出生地、来南京的缘由、在南京生活的年数、每月休息天数以及拉车之外的兼职等;经济状况包括家中产业、家庭收入、各项开支情况和负债等;家庭状况包括家庭成员人数、结婚年龄、子女情况;卫生状况包括居住状况、饮水来源、脏水处理等;教育状况包括上学年数、能否看报纸和算术等;娱乐状况包括娱乐项目、场所和全年节假日休假日数等;此外,还加入了调查者的观察这一部分。调查报告编成《南京人力车夫生活的分析》一书,于1935年由南京中央大学出版部印行,真实呈现了那个时代南京人力车夫的生活状况,更重要的是,全面展示了进行实地调查的完整过程、调查内容及调查报告的内容,对于社会实地调查的发展和实地调查方法的普及具有重要意义。

  1931年到1936年,言心哲任中央大学社会学系讲师、教授,先后讲授“社会调查” “社会问题”和“社会行政”等课程。1933年,他带领社会学系调查班的同学,以南京第一贫儿教养院220名学生为调研对象,做了南京贫困儿童的调查,目的在于了解贫困儿童产生的原因与农民贫困现象的关系,涉及贫儿的普通状况、家庭及其经济状况、教育状况、生理及卫生状况、社会心理状况、社会接触、适应及冲突状况、婚姻状况、特别兴趣、信仰与嗜好、将来的志愿等共计11个方面。此次调研结果也经过详细整理,著成《南京贫儿调查》一书,于1934年出版。

  《中央日报》于1934年创立“社会调查”双周副刊,后更名为“社会调查与研究”,刊物宗旨是通过宣传社会调查的重要性,讨论社会调查的原理方法等途径以达到建设社会的目的。从1934到1936年,言心哲担任刊物副主编,在此期间,他多次带领师生调查南京棚户居民,并刊发相关调查报告。

  1936年夏,中央大学社会学系取消,言心哲受邀前往广州中山大学社会学系担任教授,讲授“社会事业”与“农村社会学”。从1935年起,言心哲还担任了中国社会学社理事;从1936年起,担任前中国统计学社理事。这两个学会是新中国成立以前较为重要的与社会学、社会调查和统计有关的学术团体。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前,言心哲转到上海复旦大学担任社会学系主任兼教授。后随复旦西迁,在重庆北碚复旦大学担任社会学系主任兼教授,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后复旦大学迁回上海江湾。抗战期间,言心哲深切地体会到,在当时国民党统治下的旧中国与旧社会,要发挥所长、推行真正有利于国家和人民的社会工作与社会行政,是完全不可能的事。于是,专心于教学和研究,写作了《现代社会事业》一书,194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同时,因为在南加州大学社会学系出版的《社会学与社会研究》杂志上发表《中国农村人口问题》 (英文)一文,获得好评,从1938年起,言心哲成为该刊物的合作编辑。

  抗战胜利后,言心哲回到上海,继续在复旦大学担任教授,讲授相关课程,同时,兼任上海沪江大学、光华大学、苏州社会教育学院社会事业行政系社会学系教授。1948年,他为担任上海儿童福利促进会编辑的《儿童与社会》杂志主编之职。这本杂志旨在为儿童教育和儿童福利事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后,社会学作为一个单独的专业被全面取消,由此,言心哲转到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担任翻译工作。

  1957年春,费孝通明确提出恢复社会学的主张,以《关于社会学,说几句话》为题在《文汇报》发表文章。与之相呼应,言心哲也在5月30日的《文汇报》上发表题为《也为社会学说几句话》的文章,谈恢复社会学的问题。直到1977年春节,中国社会学研究会终于成立,已经于1973年从华东师大退休的言心哲被聘请为顾问。1979年秋季,上海市社会学学会成立,言心哲担任顾问,同年10月,被聘为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特约研究员。在言心哲的努力和支持下,华东师范大学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建立了专门的社会学研究小组,不久后便在原政教系下增设了社会学教研室,展开社会学、人口学、民俗学等领域的研究。

  对社会工作教育做出系统论述

  梳理言心哲的学术历程可知,在言心哲归国后的前十年时间,除了忙于在各所学校的教学工作和社会调查实践,他还依托与社会学家李景汉、农业经济学家卜凯等人在北京郊区、河北、安徽、河南、山西、江苏、福建各县所收集的调查数据,撰写了《农村家庭调查》《中国乡村人口问题之分析》以及《农村社会学》等著作,默默为中国农村的复兴与发展进行理论层面的工作。其中,江苏江宁县农村家庭调查报告,为学者对农村问题的深入了解提供了途径与范式,为农村家庭关系、婚姻关系、亲属关系等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实际数据支持。在后期的著作中,言心哲运用《农村家庭调查》的数据结果对自己的观点进行论证,如在《农村社会学导言》一书中,在论述农村生活程度与农村社会生活的关系这一章时,他通过《农村家庭调查》中的数据与其他时期获得的调查数据进行比较,更有说服力地展示了当时全国农村的生活状态。自农村社会学传入中国以来,学科从业者主要划分为“学院派” “乡村建设运动派”和“马克思主义农村社会学派”三个学术流派。其中, “学院派”指在大学里从事教学科研的农村社会学家,言心哲就被视为“学院派”农村社会学者。

  言心哲学术生涯最显著的成果,当属抗战期间写成的《现代社会事业》。中国社会学史研究专家杨雅彬在《近代中国社会学》一书中评价1940年代社会学方面的著作时候,认为“内容最翔实的是言心哲教授精心撰写的《现代社会事业》一书”,可谓学术界的确评。

  《现代社会事业》清晰界定了社会工作各种基本术语,特别是详细讨论了“社会工作”这一术语的来源、含义及最终定名。时人一般将“SocialWork”译为“社会工作”,如钮长耀所编写的教材《社会工作》、蒋旨昂编写的《社会工作导论》等等,言心哲则主张译为“社会事业”。国立编译馆所编译社会学名词时,曾开会讨论,也赞成这种译法。

  为了帮助公众更好地理解社会工作的专业性质,言心哲对社会工作与慈善事业两者的本质也进行了细致区分。具体而言,社会工作与慈善事业的区别表现在五个方面:一是基本观念的不同,慈善事业被视为私人的一种“恩惠”,脱离不了“怜悯”与“姑息”的概念,而且“恩惠”之有无全出于施助者的自愿,受助者并无要求的权利;社会工作则纯粹基于社会国家的责任,对于全社会不幸分子的救助及社会生活环境的改善,认为是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同时受助者也有要求救济的权利。二是方法上的差异,慈善事业对于社会病态的补救只是临时性的,缺少科学的方法;社会工作利用社会诊断、社会个案工作、团体工作、社会调查与社会统计等各种科学方法,不仅可以供给临时救济的参考,而且可以用于从事预防的依据。三是组织上的不同,社会工作非常重视内部组织的健全与科学的管理,且与其他有关机构相互联络;慈善事业既无严密的组织,也没有周到的管理,常常各自为政,故而缺乏连续性。四是对象与范围广狭不同,社会工作在于谋求全体社会生活的改善与社会关系的调适,现代社会事业的范围,除救济贫民、扶助弱者以外,对于娱乐的提倡、环境的改善、公共卫生的策划、儿童福利的增进、社会立法的推行以及社会调查的举办等,莫不惟力是视;慈善事业则往往仅以个人或极少数人为对象。五是工作人员的训练与知识的不同,社会工作是一种专门职业,工作人员需要经过专门训练才能胜任;慈善事业的发起纯属义务性质,发起者仅凭热心而动,难免时作时辍。除此之外,言心哲还讨论了社会工作与社会行政、社会工作与社会学的关系,并解答了当时人们对社会工作的各种责难,基本厘清了社会工作的性质、范围及其功能。这些看似平实的论述条分缕析、逻辑清楚,使人们对社会工作的认知、使社会工作在中国的推进和开展,得以建立在一个科学的基础上。

  在给予社会工作科学定义之外,对于社会工作的三大方法,即社会个案工作、社会团体工作和社区服务工作,言心哲也从学理的角度,对其地位与功能范围进行了详实的论述,并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进行了仔细的探讨。 “如何判断社会个案工作的效果?这些效果有什么方法来测量?假使有效果的话,有多少是从个案工作产生的,又有多少是从环境的改变(如经济、教育及社会立法等)而产生的?”这些追问,反映出言心哲对社会工作的关切所在。

  此外,言心哲在书中比较详细地介绍了当时英国、美国、德国、法国、苏联、日本等国的社会工作发展概况。比如,他对德国的“义务劳动”特别注意,认为: “德国今日之所以能称霸欧洲,敢与民主国家抗衡者,义务劳动实亦与有力焉。……自社会之立场言之,可以救济大批失业工人,安定社会秩序,消弭犯罪问题。自经济之立场言之,可以利用土地增加生产,于国计民生大有裨益。自政治与军事之立场言之,可以巩固国防基础,团结人民意志。”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大量引用国外实务资料的目的,在于随时结合我国的历史与现实情况进行分析预测。 《现代社会事业》写成之时,正处于抗日战争的关键时期,言心哲关心他国的强盛原因,字里行间流露出的则是深厚的民族情感和一介书生的拳拳爱国之心。

  中国社会工作发展史研究者彭秀良在回顾言心哲的教育事业时,感慨道:“在民国时期的社会工作教育历史上,言心哲可以说是唯一一位对社会工作教育做出系统论述的专家,其理论结合实务的专业思想,一直深深地影响着我国高校社会工作教育的开展模式。”从言心哲的教育经历也可明确体会到,他是一位重视实践也乐于实践的学者和老师。言心哲认为,优秀的社会工作人才不仅应具备扎实的专业理论知识,更应具有丰富的实务经验,理论基础和实务经验的结合,才能培养出符合社会要求的社会工作人才。这种实习的方法“目的在使学生学而又习,习而又学,使其所学与社会需要相配合,免蹈一般学非所有之流弊”。这一观点的提出,对民国时期开展社会工作专业的高校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众多高校纷纷与社会服务部门建立起合作关系,促进学生实习工作的顺利开展,比如北平燕京大学社会学及社会服务系与协和医院社会事业部的合作、上海沪江大学社会学系与沪东公社的合作等。

  作为老一辈社会学家,言心哲以其对社会学知识的高度把握,并结合敏锐的分析视角,晚年曾总结自己对于社会学的看法:社会学有助于人类社会关系的研究和分析,有助于人类社会化的研究和推广,有助于我国社会工作和社会福利事业的推行与开展,有利于我们了解中国国情和人口普查等工作的开展,有利于我国社会问题的研究和解答,有利于我国社会政策和社会立法的制定。

  山以凌尺故能高。作为一名学者,言心哲一生的著述,论数量不算多,但他一生的学术成果对于社会学这门学科而言,却有着积基树本的意义。

      (来源:《文汇报》2021年8月17日,第10版;作者:任思蕴;图片:原文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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