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贵于行之,而不贵于知之”——司马光的治学之道

来源:《学习时报》  发布时间:2020-12-04

  司马光(1019—1086年),字君实,号迂叟,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史学家。他一生主要精力用在修史和从政上,主持编写了中国最大的一部编年体史书《资治通鉴》,成书294卷,历时19年完成,贯通古今。官居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历仕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被世人推崇备至,“求之历代亦不可多得”。司马光能够取得这样大的成就,可以说与其多年的读书治学思想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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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不释书,至不知饥渴寒暑”的读书态度

  司马光知识渊博,学问精深。《宋史·司马光传》中记载:“光生七岁,凛然如成人,闻讲《左氏春秋》,爱之,退为家人讲,即了其大指”,说他少年老成,7岁时就能懂得《左氏春秋》的大道理,拥有很强的学习理解能力。其实,小时候的司马光对自己的智力并没有什么自信,常常担心自己的记忆力不如别人。朱熹在编辑的《三朝名臣言行录》中就记载:“司马温公幼时,患记问不若人。群居讲习,众兄弟既成诵,游息矣;独下帷绝编,迨能倍诵乃止。”司马光在和众兄弟们一起读书时,等到其他人都能够背熟古文去玩耍了,唯独只有他还在继续背诵,一直要到能够背过为止。

  司马光曾言:“书不可不成诵。或在马上,或中夜不寝时,咏其文,思其义,所得多矣。”这句话可以看作是司马光对其读书心路历程的自述,道尽了他读书背后鲜为人知的辛酸。司马光为了克服偷懒嗜睡的惰性,希望能够有更多的时间用来读书学习,他给自己量身定做了一套卧具:一张坚硬的木板床和一个圆木枕头。用圆木当枕头,在木板床上,只要睡觉的时候,头稍微一动,圆木就会滚落开来,头就会直接触及木板床,这样人也就会从睡梦中惊醒,紧接着起床继续读书。司马光对这种“惊醒”方式非常满意,特地给圆木枕头起了个名字,叫做“警枕”,久而久之,有了自创的“警枕”读书法的加持,司马光也养成了“手不释卷,至不知饥渴寒暑”刻苦读书的习惯。

  “删削冗长,举撮机要”的著书方法

  司马光治学的重点是史学,他自言对史书“自幼至老,嗜之不厌”。北宋熙宁二年(1069年),宋神宗独宠王安石,全力支持他变法,对于反对变法的人加以排斥,尤其是司马光的同僚兼好友范镇因直言上书王安石的变法之策是“残民之术”而被罢官后,司马光自感“了却君王天下事”“解君之忧”无望,便自请外放,出任地方官。熙宁四年(1071年),宋神宗批准他到西京洛阳御史台工作,实则要他安心赋闲,不问政事。就这样,司马光在洛阳“独乐园”一住就是15年,在洛阳期间,司马光奉诏收集编写历代君臣的事迹。在此基础上,他主持编写了《资治通鉴》《稽古录》等多卷本史书,很好地展现了司马光的著书方法和治学风格。

  司马光在《进资治通鉴表》中记载了编著该书的初衷:“每患迁固以来,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读之不遍;况于人主,日有万几,何暇周览?臣常不自揆,欲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使先后有伦,精粗不杂。……上起战国,不终五代,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修成二百九十四卷。”自司马迁著《史记》、班固写《汉书》以来,史书文字太多,普通读书人都不能读尽;何况对于日理万机的皇帝来说,更没有空闲时间去看。他希望能从文字众多的史料中取其精华,编成一书,务为可用,于军国政事有益。

  除了《资治通鉴》以外,司马光又编集了《稽古录》,该书包括《稽古录》《历年图》《国朝百官公卿表大事记》3个部分,共计20卷,记录了从远古时代到宋英宗时期历朝历代的大事件,所附加评论,都是关乎国家治乱兴亡的剖析。后人都对此书评价很高,像朱熹就直言“小儿读六经了毕,即令接续读去亦好”。清代《四库全书》评论道:“朱子甚重其书,尝曰‘可备讲筵,续六经读之’。虽推之未免太过。然观其诸论于历代兴衰治乱之故,反覆开陈,靡不洞中得失,其言诚不悖于六经。《通鉴》文繁,猝不易究,是编言简而义该,洵读史者之圭臬也。”后人将《稽古录》称之为《资治通鉴》的姊妹篇。

  从上所述,可以看出司马光著书治学的一些风格。首先,著书的目的性非常强,就是要“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劝善惩恶,正言直笔”。司马光以历史的得失作为鉴戒,提供给最高统治者作为治国理政的参考。其次,著书资料搜集要充盈。史料记载司马光在动笔写历史事件之前,都要先广泛收集史料,包括正史、野史笔记等,然后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辨析史料的真伪,以时间为“纲”,以事件为“目”,务求将事件的来龙去脉交代得清清楚楚,据说当时经他修改过的书稿堆满了2间屋子。最后,著书语言要简洁明了,简单易读。司马光要求在编写中“删削冗长,举撮机要”,史料和事件编排上有所取舍,专门捡取关系国家兴亡、百姓生计的大事,编为一书。

  “务为可用之文,推崇文以载道”的行文特点

  除了史学上的成就,司马光在诗词、散文和杂文上的造诣也颇深。司马光生活的年代,正值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完成阶段,即革除五代旧习、摆脱西昆体的形式主义及浮华轻靡的文风,要求文章写作反映社会现实。司马光也不例外,必然受到诗文革新运动的影响。司马光作为北宋朝堂上的政治家,他的文章无不针对社会弊病,为感于时事而言,为纠挽流习而发。苏轼称之为“其文如金玉谷帛药石也,必有适于用,无益之文,未尝一语及之”。

  王安石为相期间推出的诸多变法措施,在浸染儒学教育多年,“堪称儒学教化下的典范”的司马光眼中有太多不合理之处,违背了孔圣人有关“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教诲。在当时炙手可热、有皇帝坚定支持的王安石这里,几乎听不到不利于变法的言论,但是司马光还是冒着得罪神宗皇帝与王安石的风险,硬着头皮前后3次写信给王安石表达反对意见,这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与王介甫书》。他在信中向王安石直言:“今天下之人恶介甫之甚者,其诋毁无所不至。光独知其不然,介甫固大贤,其失在于用心太过,自信太厚而已……是知条例一司已不当置而置之,又于其中不次用人,往往暴得美官,于是言利之人皆攘臂圜视,炫鬻争进,各斗智巧,以变更祖宗旧法,大抵所利不能补其所伤,所得不能偿其所亡,徒欲别出新意,以自为功名耳,此其为害已甚矣。”司马光信中直截了当地列举了实施新法“侵官”“生事”“征利”“拒谏”“致怨”等弊病,要求王安石废除变法措施,恢复祖宗旧制。

  司马光在与王安石的书信争辩中,就事论事,没有因为其他人对王安石的人品评头论足,就趁机对其进行人身攻击、贬损人格,恰恰相反,司马光认为王安石是“贤人”,只是功利心太重、过度自信而已,切实体现了司马光的“君子之风”。书信内容开诚布公,直击要点,不说假话空话,不写华而不实的套话废话,完全表达自己的真情实感,充分体现了他“务为可用之文,推崇文以载道”的行文特点。

  司马光常说:“学者贵于行之,而不贵于知之。”司马光治学之道给我们的启示,就是要在治学过程中敢于付出行动,而不是崇尚空谈。只有具备治学严谨、求实、勤奋、刻苦的精神,才能在治学的道路上取得更大的成就。

  (来源:《学习时报》2020年12月02日05版;作者:张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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