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致公党于1925年10月10日在旧金山五洲洪门致公总堂的基础上“改堂为党”正式成立，成为海外第一个“华侨政党”。

　　中国致公党“一大”纲领写道：“本党同人以促进统一，巩固共和，改造社会，发扬民治为最大最终之目的”，并为救国提出六大主张，明确“吾人今日请求建设事业仍须以国家为范围，本自强不息之精神，求吾族根本自卫之至计。然后一进而求国际永久之和平，再进而求大同主义之实现”。

　　中国致公党成立后，其党旗（又称“井字旗”）和党徽（麦穗与井字相对应）的标志，说明中国致公党是代表广大农民的利益，代表了中国致公党人为国为民的信仰。

　　《中国致公党党证》（要则）中写道：“美洲致公堂是洪门团体，洪门是中国民族主义的革命团体，历史之长，奋斗之久，世无伦匹，清季革命成功实为原动力。”“对于中国问题，亚洲问题，世界问题共同努力，完成解决的答案是为致公党的新使命。”明确提出本党新使命：“尚公精神，万恶起于私，万善出于公，无论何种制度以达到大公为原则。”要求参加中国致公党的党员要发扬“致公”的传统精神，只能做善，不能作恶，以达到“天下为公”“大公无私”之目的。

　　中国致公党建立，继承了孙中山提出的“耕者有其田”的主张，将孙中山的大同思想和天下为公精神作为中国致公党的宗旨。

　　以斗争求团结

　　1931年7月，来自五洲四海的致公党党员、洪门人士聚集香港，参加在香港举行的“五洲致公团体恳亲大会”，此次会议是由中国致公党驻香港总部主办，并为重组致公党，筹备召开中国致公党全党代表大会。

　　1931年7月25日，“五洲致公团体恳亲大会”在香港湾仔洛克道拉开帷幕，然而此次大会在“组党案”与“党的名称”上出现严重分歧，提议改致公党为民治社者为数不少，因此会议明确指出：一团结五洲致公团体，二拥护致公历史及名义，三实行组党救国，然而会上有“来源不清”的代表以“心存跨党、别有阴谋、欲以另立党名、撕灭致公名义”进行离间活动。1931年9月26日大会闭幕前夕，中国致公党准备于9月16日成立“中国致公党中央党部临时办事处”，筹备组党事宜。以美东致公堂代表为首，联合加拿大、菲律宾、千里达、墨西哥、香港等洪门致公堂人士召开“五洲致公堂代表大会”成立“中国致公堂总干部”，并于1931年9月13日开会通过章程针对中国致公党，并公开指责“陈竞存领导之致公党，近年事耳，纯粹为政党，与致公堂名同而实异”。

　　中国致公党在斗争中求生存，以斗争求团结。1931年10月10日，中国致公党全党代表大会召开，并在香港成立中央党部，中国致公党“二大”召开时，正逢“九一八”事变，陈竞存总理在《致蔡元培张继书》中，提出了为谋集合国民全体、共赴国难的四项主张，首次发出各党各派“齐集救国旗帜之下，共赴国难”的号召，成为投身抗日救国的党派。

　　为适应抗战形势需要，1931年11月13日，中国致公党还召开了全党临时代表大会，决议通过党章共246条。1932年1月26日，中央干事会以中国致公党中央本部名义发布第一号训令，决定重新登记党员；1932年3月15日，发布第三号训令，重新组织、颁布中国致公党各地组织机构名单。

　　1931年12月30日，中国致公党中央干事会向各地致公党组织号召抗日，号召各地致公党分部、支部，广大致公党党员、洪门人士、华侨华人踊跃捐助，投入抗日救亡运动。

　　抗日统一战线中的侨党

　　抗战期间，中国致公党号召“海内外各处党员，一致参加抗战工作，出钱出力，以尽职责”，并联合旧金山华侨社团组织抗日救国会，即“华侨抗日救国后援会”，动员广大侨胞为国捐输,共赴国难，积极投身抗日救亡的神圣事业。

　　1931年12月30日，中国致公党中央干事会向各地致公党组织号召抗日，密报中国致公党陈总理北上之事宜（电文摘要如下）：

　　海内外各级党部同览，自九一八事件发生以后，总理即草定救国大计专函南北耆宿共策，并发表告国人书，总理因接北方实力派诸领袖派员来港催促，当于十二月四日由港趁轮北上，本会迭奉函示诸事已有具体办法，全国人心对国府外交已异常愤闷，正我党戮力救国之际，希即密告各同志准备一切，俟各事成熟当再密电通告，慰旅外同志及我华侨热望。

　　中国致公党驻旧金山负责人司徒俊葱参加“二大”后赶回旧金山，协助旧金山华侨抗日后援总会，并提议向侨胞募捐慰劳黑龙江省主席、抗日将领马占山部官兵“念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以励士气、而挽危安”。华侨华人踊跃筹捐支援抗日将士。

　　1932年3月27日，中国致公党中央干事会发布第二号通告，通报了发生在上海“一·二八”淞沪事件，致公党上海支部见证日本军国主义在上海犯下的侵略罪行及上海人民抗日救国的历史。此通告发布到各地致公党分部、支部，广大致公党党员、洪门人士、华侨华人积极响应，踊跃捐助，投入抗日救亡运动。

　　1933年底，纽约美洲致公总堂盟长伍锐勋、会长肖步云（后任致公党中央“三大”执委兼侨务部长）等致公党人士自厦门、漳州、福州往上海拜访上海洪顺互助会，并受到蔡廷锴的热情接待，回美国后召开各种会议，积极宣传通报国内抗战情形。

　　1935年7月25日，李济深与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原十九路军将领在香港建立“中华民族革命同盟”，李济深为主席，讨论救国方案；组织抗日国防政府，成立全国抗日联军，消息传出，引来海外中国致公党人、洪门人士和侨胞们的积极响应。

　　抗日战争爆发前后，宋庆龄以其特殊的身份与地位，积极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竭力推动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全力支持各民主党派、抗日团体、社会各阶层爱国人士的抗日救亡运动，许多致公党人、洪门人士也积极投身抗战，其中有中国致公党创始人之一的赵昱，身在上海主持五祖祠和致公堂工作的他，有感于国家民族灾难深重，响应祖国的号召，立志国难当头积极投入抗战，联系海外洪门人士，替东北抗日的义勇军奔走呼号，也先后赴澳洲及南洋群岛募集捐款，以支援各地自发抵抗日军入侵的斗争的志士。

　　1937年10月，经由国民政府行政院决议通过，聘任赵昱为振务委员会委员，并由以宋子文为会长、宋庆龄为委员的“救国公债劝募总会”派往五大洲各地劝募救国公债，赵昱所到之处，海外侨胞、洪门昆仲“竟抗日图存伟功，以挽救将亡之国家，复兴垂危之民族”的精神踊跃争先购买救国公债，至1938年9月3日回港。一年多的时间，赵昱所到之处，沿途侨胞、致公党人和洪门人士为抗战救国踊跃购债，此次捐募公债共有5000余万元。

　　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旗帜，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并提出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主张。该宣言把中国致公党列为中国愿意参加抗日救国事业的党派之一，表明中国致公党的抗日救亡活动得到中共高度重视。

　　抗战胜利后，1945年5月，中国致公党、宪政党冲破来自国民党各种威胁在旧金山联合举办演讲会，邀请中国出席联合国会议的中共代表董必武演讲。司徒俊葱主持大会，董必武作了《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政策》的长篇演讲，全面介绍、阐述中共坚持八年抗战，坚持广泛团结，坚持民主进步的基本政策。董必武的演讲，受到广大侨胞的欢迎和鼓舞。

　　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之下，1945年7月,中国致公党驻旧金山总部通电重庆国民参政会并转各报馆暨全国同胞：本党主张、迅即召集党派会议、组织联合政府，完成抗建大业，奠定民主基础、国家前途实利赖之。

　　在海外统一战线中重建

　　20世纪30年代，为了建立和壮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动员国内外一切力量进行全民族的反侵略战争，中国共产党开始制定对海外华侨工作的方针。主要是：团结广大华侨积极参加祖国的抗日战争，把华侨运动同祖国革命运动联系起来；中国致公党代表着广大海外侨胞和洪门人士，不但在抗战期间响应中国共产党的抗日统一战线，并在解放战争期间认识和逐步走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统一战线。

　　中共南方局是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中共中央派驻国民党统治中心重庆的代表机关。南方局以周恩来、博古、凯丰、吴克坚、叶剑英、董必武6人为常委，由周恩来负责统战工作委员会。

　　1933年9月，陈竞存逝世后，陈其尤开始协助秘书长陈演生全面负责致公党中央干事会的各项日常事务。

　　陈其尤虽然和蒋介石私交不错，但他长期从事民主革命活动，对蒋介石的倒行逆施颇多不满。

　　1942年初，一次偶然的机会，陈其尤与时任新华日报社医药卫生顾问的黄鼎臣在重庆相逢，从此，他接触到了中国共产党人和许多进步民主人士，不断阅读共产党书报和毛泽东言论。

　　尤为可贵的是，陈其尤顺应历史潮流，主动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勇敢地承担了恢复、改组和重建中国致公党的历史重任。

　　1946年初，陈其尤回到香港，5月1日，中央干事会在陈其尤、陈演生等主持下正式恢复工作。由于许多致公党党员都是同乡，又是长期从事民主革命活动，海外联系又广，对改组致公党表示积极热情，在中共南方局方方、连贯等领导下，致力于恢复重建中国致公党的组织，然而筹备“三大”工作并未一帆风顺。

　　抗战胜利之后，以司徒美堂、朱家兆、陈宜显、甄显炽为代表的美国、古巴、加拿大、墨西哥等洪门领袖，感受到政党文化对国家民主进步的影响，组织华侨政党回国参政就成为他们的多年意愿，并很快“改堂为党”成立政党。

　　1945年，在美国纽约成立的中国洪门致公党给即将在香港改组和筹备召开代表大会的中国致公党带来许多工作上的困难，陈其尤、陈演生必须面对现实，必须在不同性质的两个“侨党”中寻求团结、合作的可能性。然而，中国洪门致公党驻美国总部负责人，于1946年3月发动其党员回国组党，召开五洲洪门恳亲大会，9月1日在上海成立中国洪门民治党，由于受国民党的利用及其频繁的活动及宣传报道，在海内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也对在香港忙于恢复组织的中国致公党增加了阻力和困难。中国洪门民治党之前，中国致公党中央干事会曾委派代表黄鼎臣参加在上海召开的洪门恳亲大会，并与中国洪门致公党就双方合作之事，洽谈二次，然而中国洪门致公党无意与中国致公党“合作”，他们仍坚持自己的政治主张，走“中间路线”。

　　1946年7月，在中国洪门民治党成立前夕，周恩来在上海两次会见司徒美堂时，更是与他促膝交谈。谈国内、国际大好形势，谈中共对祖国前途、命运的主张，揭露蒋介石政府为争夺抗战胜利成果而制造摩擦、挑起事端的本质所在，使司徒美堂对蒋介石的作为有了本质的了解。中国洪门民治党成立，就被国民党特务渗透和利用。这使司徒美堂看清了国民党的本质，对国民党政权彻底失望。他毅然拒绝当“国大”代表，1947年7月，在上海各报刊登《脱离民治党声明》，决然退出中国洪门民治党。

　　1948年10月18日，司徒美堂发表声明支持中国致公党重建工作：“美堂以洪门领袖地位，固表同情，亦觉荣幸。当随处呼吁洪门兄弟，予以声援协助……美堂复郑重声明，中国致公党之民主工作乃洪门兄弟之良好楷模，必须团结并进，以争取中国革命之彻底成功。”司徒美堂的声明得到美洲许多致公党人、洪门人士、华侨华人的支持。

　　响应“五一”口号 跟共产党走

　　1948年4月30日，中国共产党发布了“五一口号”宣言，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五一口号”是中国共产党建立新中国的宣言书、动员令，“五一口号”一经发布得到各界的支持，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爱国进步人士、海外华侨纷纷以各种方式发表通电、声明、宣言、告全国同胞书，积极响应。

　　中共发布“五一口号”后的第二天，香港的各民主党派聚集在时任民革中央主席、中国致公党主席李济深家中讨论座谈，致公党副主席陈其尤参加会议，会上，大家一致认为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是中国“政治上的必须的途径”“民主人士自应起来响应”。

　　为了表达海外侨胞诉求，致公党中央还单独发表《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号召宣言》，明确指出“中共在中国革命艰苦而长期斗争中，贡献最大而最英勇，为全国人民起了先导和模范作用，因此，这次新政协的召开，无疑，我们得承认它是领导者和召集人”，表明了中国致公党在思想上、政治上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它由与中国共产党联合合作变为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由信奉旧民主主义发展到承认新民主主义为建设新中国的最高指导原则，从一个为旧民主主义而奋斗的政党，转变为一个为新民主主义而奋斗的政党。

　　1949年6月15日至19日，陈其尤、黄鼎臣、官文森、雷荣珂、严希纯代表中国致公党相继抵达北京出席新政协筹备会。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举行，此次会议产生198名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致公党界别的陈其尤当选常委、陈演生为委员。陈其尤作为致公党首席代表在政协大会上发言，表示“本党因为历史关系，党员多为华侨，今后，我们愿尽最大的努力推动侨胞，各尽所能来为新民主主义的祖国的建设而共同奋斗”。

　　（来源：《团结报》2021年9月9日，第7版；作者：王起鹍，系致公党厦门市委会原专职副主委；图片：原文配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