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德立本的重德传统

来源:学习时报  发布时间:2019-02-01

  在中华传统文化之中,崇德观念发端较早,可追溯至史前神话时期。不过,较为自觉的道德意识与思想则是在西周以后产生的。在《周书》《诗经》等相关典籍中,“德”字频频显见。探究分析可知,重德思想在周代的政治、伦理、宗教等各个领域中均有体现,成为统治阶层高度认可的政治管理理念。春秋战国以来,经过孔孟及其后学的进一步阐释与发扬,“德”之思想深入人心,成为有道君子的人格特质,“崇德立本”已然成为中华文化的典型特征。从两汉至近代,崇德、重德思想更是成为经济、人才、教育等诸多领域的重要价值理念。历史事实证明,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崇德智慧是经久不衰、熠熠生辉的。

  修德立本 敬天法道

  在中华传统文化的发展历程之中,先哲对“德”观念的自觉探讨是在天道与人道的互动中展开的。古圣先贤对于“德”观念的认识与探讨经过了由“行”到“性”、由“外”至“内”的发展。在这样的发展过程中,人道、人德处于不断的升格过程中,与之相伴而来的,是人之主体性、能动性、实践理性的不断觉醒与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先哲认为人之“仁与义”之德足能与天道之“阴与阳”、地道之“柔与刚”并列而论,但人之所为在于仿照天之“健”而“自强不息”、效法地之“坤”而“厚德载物”,在于“与天地合其德”。在中国先贤看来,上天有好生之德。因此,人与天地“合德”的根本目的在于“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参”,即通过尽己之性、成己之德而辅助天道之生生不息、大化流行,并不是无限扩张人欲而征服自然。

  先哲之所以强调人要不断提高自我、发展自我,就是因为深信天、人之间是可以通过“德”来沟通的。这是孟子所讲的“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也是张载所讲的“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其间虽有“敬德”“仁德”“诚德”“礼德”之侧重点的不同,但先哲修德正己、敬天法道的宗旨是从未改变的。这种高度弘扬人德而又始终对天德葆有敬畏之心的天人和谐思想,既是中华文化有别于西方文化的独有特质,更是中华文化历经变故却延续不衰的根源所在。

  实德实修 与时偕行

  在中华传统文化的发展历程之中,先哲对“德”观念的自觉探讨源于对现实命运的关切与反思。徐复观先生说:“周之克殷,乃系一个有精神自觉的政治集团,克服了一个没有精神自觉或自觉得不够的政治集团。”毋庸讳言,周人的精神自觉,正是体现在他们反思政权转移的历史现实并以“敬德”思想改造夏、商天命观的过程中。《周书·召诰》有言,回望历史,“有夏服天命”“有殷受天命”,但最终都逃不开“早坠厥命”的历史结局,究其原因,都是因为他们“不敬德”之故。正是基于这样的历史反思,正是在对自我现实命运的关切之中,周人愈加意识到“敬德”之重要性。所以,他们才会在巩固政权的过程中不断强化“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的理性道德意识。

  需要指出的是,周人所讲的“敬德”,并不是问神占卜等虚玄之事,而是“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惟克厥宅心,乃克立兹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等一系列保民惠民、裕民利民、明德慎罚、以德举贤的政治管理实践。这就是说,先哲所论之“德”,从一开始就是“实”德。这是一种从精神文化自觉基点处就奠定的崇实黜虚的重德传统,它对中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春秋以降,礼崩乐坏。有感于社会变革时期的种种动乱与无序,孔子思而忧之,起而行之,自觉担负起文化传承与复兴的大任。鉴于历史与现实经验,孔子发现只讲外在的“德行”是不够的。只有将“德”之信念内化于人心与人性,它才能发挥更为有效的作用。所以,在“克己复礼”的文化实践中,孔子用“仁”德统摄了“恭、宽、信、敏、惠”等诸多道德条目,并将“仁”德视为人之为人的本质特征,赋予“德”以内在性、形上性与伦理性。

  孔子讲:“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以“仁”德为复兴礼乐文化的内在支撑,从而构建了仁礼相辅、内外相协的道德修养体系。更为重要的是,在孔子看来,德性修养是每一个人都应该做的事。能修德,即是君子;不能修德即是小人,即他所说的“君子怀德”。因此,当面对“知德者鲜矣”的社会现实时,孔子感叹道:“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

  在与子张、樊迟等弟子论学的过程中,孔子也谈到过许多德性修养的方法。《论语》载:“子张问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义,崇德也’”“(樊迟)问崇德、修慝、辨惑……子曰:‘善哉问!先事后得,非崇德与?’”这就是说,崇德要从忠、信、义入手,即从自我内在的心性修养与提高做起。樊迟问及修德之方,孔子答之以“先事后得”,即踏踏实实去做。也就是说,在孔子这里,人作为一种理性主体,其道德人格的修养显得颇为重要。而其中的修养方法并不是默坐冥想,而是“发愤忘食”“见贤思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实践实修。

  正是因为孔子重视实行,所以他并不因为强调内在的德性修养而忽视外在的德行施行。在政治维度上,孔子强调“为政以德”“道之以德”,依然重视具体的德治措施。《论语》记载,弟子们问及为政之方时,孔子回答都是各司其职、宽容待下、举贤任能、义以为上等非常具体的德政之方。

  是知,在孔子这里,“德”这个范畴已然具有了二重性。它既指道德主体的内在修养,也指道德主体的外在行为,其中内在地呈现出一种互动与关联,即由修养“德性”而实施“德行”。在《大学》之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致思进路则较为明晰地展现了“德”之二重性所具有的内在互动过程。事实上,这种互动既是儒家所讲的“成己成物”,也是儒家所讲的“内圣外王”。修德是成己与内圣的起点,成物与外王则是修德之完成。

  弘毅任重 平治天下

  在中华传统文化的发展历程之中,先哲探讨“德”观念的根本旨归在于治国安邦、平治天下。《尚书·尧典》中说,尧帝明察洞达、谦逊宽和、光辉明亮,能够发扬美好的德性,从而和睦九族、平章百姓、协和万邦。在这样一个施政序列中,在上位者的“克明俊德”是“亲九族”“平章百姓”的先决条件,其根本指向正在于治理国家、协和万邦。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在上位者明德与否直接决定了国家的兴衰存亡。所以周之统治阶层才特别强调德行。到孔子这里,明德之主体有所扩大,既指有德之君王,也指有德之士。不过,从现实需要的迫切性来看,在上位者能够直接地发挥实际功用。所以,孔子强调“为政以德”,申明“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孔子一生颠沛流转、周游列国,就是希望能够唤起上层统治者的道德意识,让他们自任自觉,有效完成自己的政治使命与责任。

  《论语》载:“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程子注解曰:“君子修己以安百姓,笃恭而天下平。惟上下一于恭敬,则天地自位,万物自育,气无不和,而四灵毕至矣。”可见,在孔子看来,君子修德的根本指向还是在于以德治天下。到了二程这里,君子修德的结果已然由为政以德扩展至天人合一。

  事实上,在儒家德性理论的构建过程中,孟子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孟子主张以仁、义、礼、智为人生而具有的四种德性,主张性善论,进而从内向理路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德性思想。照孟子的讲法,德性是人区别于动物的内在禀赋。因此,人之修德不能向外寻找,必须反求诸己。

  当然,孟子同样懂得为政之德的重要意义,如他所言:“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上无道揆也,下无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义,小人犯刑,国之所存者幸也。”所以,他的“性善论”还是落实到了君王的“仁政”之上。孟子讲,“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就是强调在上位者要充分扩展内在的仁义之性,进而“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具体而言,孟子主张在上位者既要为民“制恒产”,亦要“教民以善”,切实做到“民贵君轻”。

  总之,在中华先哲看来,在国家这个政治命运共同体之中,君王之言之行均为天下法,这就是《礼记·经解》所讲的:“天子者,与天地参。故德配天地,兼利万物,与日月并明。”因此,“其在朝廷,则道仁圣礼义之序;燕处,则听雅、颂之音;行步,则有环佩之声;升车,则有鸾和之音”。惟有他们“居处有礼,进退有度”,才能实现“百官得其宜,万事得其序”的安定局面。

  当然,对于为政者而言,“修德”就意味着比一般人更高标准的克己、慎独与自律。因此,为政以德不仅需要现实反思的支撑,更需要勇于担当的内在信念的支持。曾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程子注解曰:“弘而不毅,则无规矩而难立;毅而不弘,则隘陋而无以居之。”诚然,对于每一位重任在肩、自觉理性的人而言,执德以弘、信道以笃、力行以久既是应然,亦是实然。

 

  (来源:学习时报;作者:倪富静;图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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