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特专稿|文明自信与中国智慧——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实质、意义与途径

来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杂志》  发布时间:2018-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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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以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共同体所形成的天下一家、协和万邦、万国咸宁、天下为公、世界大同思想为基因并根据当代世界的客观发展情势提出来的,体现了中国作为一种文明发展道路的中华文明自信和回应世界当下矛盾冲突和发展道路、未来前景的中国方案与中国智慧。它是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和人类未来发展的积极贡献,需要不断讲好中国故事,不断促进文化交流、文明融合,需要中国不断用自己的实践逐步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和积极响应。

  2013年3月,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时首次在国际场合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5年来,习近平在多处重要场合(据统计有60多次)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比较系统全面的阐发有3次,即2017年1月18日的“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2017年10月18日在党的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2月1日“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这一思想是对当今世界国际应有关系、和平与发展的历史趋势、世界秩序和人类理想的高度自觉和深刻把握,为人类未来描绘了美好的前景,为完善全球治理进程、推动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极大提升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感召力和塑造力。如何深入理解和领会“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它的思想基因与实质是什么?这一思想提出的意义与价值何在?这一思想如何实现?这些都是本文欲以探讨的。

  一、基因和创新:从文明共同体到命运共同体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如果从主体的内在思想基因和提出一定思想的内在根源来看的话,可以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天下观念、世界大同思想、和合精神是习近平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文化根源与基础。“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

  梁溟漱在其《中国文化要义》一书中曾经指出:“从前中国人是以天下观念代替国家观念的。他念念只祝望‘天下太平’,从来不曾想‘国家富强’。这与欧洲人全然两副头脑,虽不无古人伟大思想作用于其间,但它却是反映着二千年来的事实的。”在现代社会,不追求国家富强也是不行的,但认为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天下一家、天下太平的观念则是事实,“中国伦理本位的社会之形成,无疑的是旨向于,‘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梁溟漱接着转引别的学者的观点,强调中国为“天下国”。他认为“一民族自治其族者,为族国(民族国家);一民族统治他民族者,为帝国;一民族领袖他族以求共治者,为天下国。天下国超族国而反帝国,是国家之进步的形式,亦或许是最进步的形式”。梁溟漱的这种分析,说明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天下一家、天下太平的思想。

  “天下”这一观念大体上是指一政治和文化的共同体及其所构建的文明与道德秩序。从一开始,“天下”就是作为一个超越特定部族与地域的概念被提出和想象的。中国历史上大一统的观念根深蒂固,这种天下一统,不但统一于政治(王),更统一于文明、文化和道德(圣)。它塑造了中国人的世界观、国家观、文明观,支配了中国人对于世界与道德文明秩序的想象。有德者膺天命,得民心者得天下。“天下”观可以说是古代中国建立在文明共同体基础上的一种世界主义,它是不同于西方的民族国家观的。美籍华人学者谭中认为“民族国”概念是1648年欧洲《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产物,走这种道路的“基本特点是鼓励个人英雄主义,文化从属于市场规律、自由竞争优胜劣汰,国民经济蛋糕越贫富悬殊就越严重;对外耀武扬威,横向发展,争夺领土,视别国(特别是邻国)为竞争对手与潜在敌人。‘民族国’大国发展的突出特点是演奏‘崛起—鼎盛—衰退’三部曲”,而中国则是在一个地理共同体基础上形成的文明共同体,中国文明从一开始就不走“民族国”道路而走“文明道路”。而西方,因为是“民族国”的天下,大家都有“民族国”的思维,因此,“国家”(country)与“民族”(nation)的词汇彼此通用。

  中华民族本身是一个包括多民族在内的文化共同体,在东亚这块广袤的土地上,长期融合共存、和平相处、休戚与共、共同发展,也就是说,中华民族本身就是一个多民族融合构成的命运共同体。因此,容易形成这种“天下一家”的命运共同体意识。孙向晨在其文章中对中国文化的这种天下意识做了很好的分析,他认为,在现代社会,西方国家多是单一民族建立的国家,而中国长期以来是一种多民族融合的文明国家或者文明类型,作为文明国家,它有其自身的价值体系,它对别的国家与文明有更大的包容性和普世性,有着人类共享的普遍价值。它区别于“帝国”之处就在于,它对别国的影响是一种示范性和教化性的,而不是武力征服或是强力灌输,立足天下,普世关怀。天下情怀是以人类的利益为利益,天下为公,四海一家。这种观念具有道义的至上性和感召力,“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它不是西方式的普世主义,用西方的价值观与模式统一世界,而中国的天下情怀,只是一种交流、范导、融合。

  上述几位学者都从天下观与文明观的角度分析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基因与根源,虽然习近平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种现代思想,但其与中华优秀文化传统在下述几方面,其实质是相同的。

  1.中华文明坚持和而不同,彼此尊重,坚持文明融合而非文明冲突

  “和”字本身就是指不同性质但具有互相渗透融合的性质与趋势之要素聚合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合”是讲异质因素的融会贯通。既要讲不同事物之间的和平相处,又要讲不同事物的合作共赢。和而不同、彼此尊重,合作共赢,共同发展是中华民族的根本文化精神。2014年3月27日,习近平在“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中深刻阐明了中国文化的和而不同的思想,他说:“中国人早就懂得了‘和而不同’的道理。生活在2500年前的中国史学家左丘明在《左传》中记录了齐国上大夫晏子关于‘和’的一段话:‘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声亦如味,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以相成也。’‘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壹,谁能听之?’世界上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2500多个民族和多种宗教。如果只有一种生活方式,只有一种语言,只有一种音乐,只有一种服饰,那是不可想象的”。在现代社会多极化的发展趋势下,我们必须要树立这种和而不同的思想观念,抛弃单边主义的霸权思维,坚持彼此尊重,合作共赢。

  思想的力量不在于造成“文明冲突”,而在于多元共存,彼此尊重,和而不同,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实现不同文明的和谐共存与和平发展。西方学者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提出了“文明冲突论”,他认为后冷战时代世界局势的基本态势,是世界范围的冲突将主要是不同文明的冲突,文化或文明将成为国际上合作或分裂的基础。为什么会有这种文明冲突论?因为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西方大多秉持一种“西方中心主义”,认为自己的文化是最优越的,并要向全世界推广自己的文化和价值观,这样必然受到别的文化的反对,这必然在一定意义上导致文明冲突。而儒家文化坚持和而不同思想,这为文化的多元并存和彼此尊重,平等相待奠定了思想基础。儒家的和而不同的思想,对于维护人类文化、文明的多元性提供了思想价值资源。《中庸》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历史告诉我们,只有交流互鉴,一种文明才能充满生命力。只要秉持包容精神,就不存在什么‘文明冲突’,就可以实现文明和谐。”

  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文化多元化,这些客观情势使我们深刻认识到,世界秩序与文化不再可能形成那种单边主义的强权政治,也不再可能形成那种西方或者欧洲中心论的文化霸权,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解决人类在21世纪面临的问题提供了智慧。

  2.中华文明坚持协和万邦,万国咸宁

  中华民族同处于一个文明共同体中,当我们面临冲突时,主张用和平的手段解决矛盾冲突,而不是用武力与战争的手段解决冲突。中国人具有和平主义的气质,不仅是中国人自己这样宣示,而且也为众多的外国人所承认。英国著名哲学家、思想家罗素在其名著《中国问题》一书中这样描述到:“中国人不像白人那样喜欢虐待其他人种。……如果在这个世界上有‘骄傲到不屑打仗’的民族,那就是中国。中国人天生宽容而友爱、以礼待人,希望别人也投桃报李。只要中国人愿意,他们可以成为天下最强大的国家。但是,他们所追求的只是自由,而不是支配。”中国是睡醒的东方雄狮,但却是和平的狮子。和平主义认为国家的根本乃在于通过厚德载物、崇文尚德的合群之道,将更多的不同人群、种族以人文化成的方式凝聚,使“近者悦,远者来”,最终融凝成为更大的文化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

  维持世界和平、推动共同安全、期盼永久和平是人类的根本利益。反对战争,过上和平安宁的生活是世界各国人民的期盼和希望。因此,中国文化的这种和平主义就自然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尊重与爱戴,而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则是冲突和战争的根源。和平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期待,也是社会发展和人类幸福的必备条件,中国文化始终坚持以和平、协商的态度处理国与国之间的争端,而不是动不动就诉诸武力,也不以霸权主义的心态侵略他国并干涉他国内政,在处理国际事务时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

  在大国关系层面,这种模式倡导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即跳出传统的所谓“国强必霸”的历史逻辑,摆脱崛起国与守成国必然冲突的“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发展新模式”。在国与国的交往中,无论大小强弱,都本着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尊重对方的主权、领土完整和核心利益关切。和则两利,斗则两败,在和平的环境下友好相处,共谋发展。“我们要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不能搞‘一国独霸’或‘几方共治’。世界命运应该由各国共同掌握,国际规则应该由各国共同书写,全球事务应该由各国共同治理,发展成果应该由各国共同分享。”

  中国近几十年来为推动世界和平作出了积极贡献,累计派出3.6万人次维和人员,成为联合维和行动的主要出兵国和出资国。中国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都永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并以自己和平主义的文化思想资源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推动形成国际良善治理体系作出了贡献。

  3.中华文明坚持天下为公,共同幸福

  天下一家的实质和核心是实现世界大同、从而协和万邦,而大同理想的实质则是天下为公,普遍幸福。“大同之道,至平也,至公也,至仁也,治之至也。”它是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是一个仁被天下的社会,也是一个善治的理想社会。

  大同观念成熟于战国末年和秦汉之际的《礼记·礼运》篇,它对以往的大同思想进行了高度概括,首次系统地提出并论述了中国古人的大同理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养,矜(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大同世界理想的实质就是天下为公,就是实现普惠的人人幸福,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养,矜(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普遍的公平正义,男有分,女有归。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人与人,国与国之间都是平等的,都是天地之子,四海之内皆皆兄弟。圣人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这样才能达到天下和合。因此,讲信修睦成为人际、社会、国家、国际间相处相交的基本原则,这正是人类永恒的追求吗,也正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旨归。

  中国共产党人继承弘扬了这种大同理想,把它发展成为当代社会的中国梦。中国梦所追求的人民幸福、民族复兴、国家强大和世界人民的梦想和期望是一样的,消灭战争,实现和平,消灭贫困,实现富裕,消灭压迫、实现平等,不分男女老幼都过上美好幸福的生活,这是全人类的普遍和终极理想。因此,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中国传统中的大同世界理想是完全一致的,是会得到全世界人民的认同与欢迎的。如果说儒家大同思想是古代思想家对于人类美好社会的理想追求,那么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则是现代中国对于当今世界进步发展的理想追求。

  儒家大同思想追求的是人类的和平相处,倡导的是人类的共同进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是以相互依赖、利益交融、休戚相关为依据,以和平发展与合作共赢为支柱,二者在价值观上是相互贯通的。追求大同理想,不仅要追求并实现中国梦,实现中国人民的幸福与安康,而且要协和万邦,万国咸宁,天下一家,使同处于一个人类命运体的全世界各国人民都能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追求人类的整体幸福是人类共同体思想的最终归宿,要实现这样的目标,就必须坚持中国大同理想中的“天下为公”的思想,不仅仅是各为其家,各为其国,而且是要追求人类共同体的共生共荣,维护人类共同的生存、安全和追求幸福的权力,发展经济,保障民生,消除贫困,照顾弱势,实行人道主义并履行自己国家的人道主义义务。总之,追求全人类的普遍幸福,和平发展,普惠共享,携手创造美好未来,这将是天下一家、世界大同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所追求的终极理想和美好图景。

  什么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给出了明确定义和分析,他说:“人类命运共同体,顾名思义,就是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都紧紧联系在一起,应该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努力把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星球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接着他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可能包括安全(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等方面的含义与理想世界图景:远离恐惧、普遍安全的世界;远离贫困、共同繁荣的世界;远离封闭、开放包容的世界;山清水秀、清洁美丽的世界。这一思想很全面,在笔者看来,其思想基因充分吸收传承了中华文明的思想观念上的和而不同思想,国家关系上的和平主义思想以及人类理想上的天下为公和共同幸福的思想,虽然在中华文明传统中,也有“和实生物”“义以为上”的共同发展、合作共赢经济思想,也有天人合一、民胞物与等生态环境思想,但是传统自然经济上的族群相互依赖和相互交流还不是那么充分,生态文明在传统中国处于一种自发状态。因此,习近平构建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既有对中华优秀文化的传承,也有与时俱进的创新,其中经济上的合作共赢和建设山清水秀、清洁美丽的生态环境思想,创新的成分更多。

  二、意义和价值:文明自信与中国智慧

  提出这一思想的背景、意义与价值何在呢?

  如前所述,在漫长的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长期以来是没有民族与国家的观念的。谭中认为:“秦朝是秦国建立起来的,所以称‘秦’。秦国只是消除了民族标志与差异的‘中国文明圈’中的一个国家,起初弱小落后,后来强大起来而统一了中国。‘秦’根本不是民族的标志。同样的,秦朝以后的汉朝、晋朝、隋朝、唐朝、宋朝与明朝都没有民族的标志。蒙古族统治中国使中国文明发展有了‘民族国’因素的干扰,但蒙古族在中国的统治也没有蒙古族的民族标志,而是从中国古典中找出一个文明符号‘元’来命名自己的朝代,说明它也有意扬弃‘民族国’因素。”明朝取代元朝统治时期虽然也有夷夏之论的舆论鼓动,明末清初虽然也有反清复明的思想意识,甚至中华民国最初的革命理念中也有“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思想,但都是这种地域共同体基础上形成的文明共同体内部的多民族内部为取得中央政治统治的争斗。促使中华民族在近一百多年来不得不放弃“天下一家”观念而树立“民族国家”意识,都是在西方列强的侵略压迫下所不得不做出的应激反应。特别是1895年甲午一战,中国大败于日本,这一重大变故不但令之前残存于东亚的天下秩序彻底瓦解,也令希望通过经世致用途径来挽救危亡的洋务运动梦想破灭,更重要的是,它从根本上动摇了传统政治正当性赖以建立的儒家义理。

  在此背景之下,民族主义、民族国家一类源于西方的近代观念迅速传播开来,致力于救亡的启蒙知识分子忽然发现,中国之所以积弱,根本的原因之一,就在于中国人缺乏国家的观念。清末民初之际,国家思想、国家主义风靡一时,“国家”取代“天下”,成为新的政治论说的核心。昔日,顾炎武曾言亡国与亡天下之别,谓“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在中国内忧外患达到极点的20世纪前40年,这段论述被改造、简化、浓缩为一句妇孺皆知的口号:“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时,那种视天下为一种文明秩序的政治观念,完全被一种民族国家林立和彼此竞胜的新的世界观念取而代之。

  1924年,孙中山将其三民主义演讲录之第一讲“民族主义”单独付梓。该篇高扬民族主义,又以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对举,认为中国之民族主义思想的丧失,部分是因为世界主义。据他看来,历史上,举凡文明强盛之国,都鼓吹世界主义,世界主义固然是极好极高的理想,但是并不适合现代的中国人。中国今天所需要的,是民族主义,因为民族主义能将一盘散沙的中国人团结起来,令中国民族发达,国家强盛,有助于保种强国,而且他还认为中国的民族主义里面包含了世界主义的真精神。孙中山区分了两种世界主义,一种是欧洲人现在所讲的世界主义,即有强权无公理的世界主义;一种是中国人爱好和平的世界主义,即真正的世界主义。因此,要达致世界主义,尤其需要恢复和发扬中国的民族主义。“我们要将来治国平天下,便先要恢复民族主义和民族地位,用固有的和平道德作基础,去统一世界,成一个大同之治,这便是我们四万万人的大责任。……这便是我们民族主义的真精神。”在孙中山的论述中,实现了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的统一,如果以今天的视角看,就是实现了中华文明和而不同、和平主义的民族主义与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主义的统一。

  近代以来,中国落后了,落后就要挨打,中国不仅没有国际话语权,而且备受欺凌压迫。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尤其是经过几十年来的改革开放,经济高速发展,中国人民不仅站起来了、富起来了,而且强起来了,我们对全球经济发展、安全维和的贡献,文化的影响力都大大增强,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和尊重,目前是我们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目标最为接近的历史时期,中国也有了相应的国际话语权,世界也期待中国发出自己的声音,提供中国方案与智慧,以应对和解决世界和人类面临的危机和挑战。

  2014年9月24日,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明确指出:“当今世界,人类文明无论在物质还是精神方面都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物质的极大丰富是古代世界完全不能想象的。同时,当代人类也面临着许多突出的难题,……不仅需要运用人类今天发现和发展的智慧和力量,而且需要运用人类历史上积累和储存的智慧和力量。世界上一些有识之士认为,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比如,……关于中和、泰和、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和谐相处的思想……,等等”。正如张立文教授所说:“中国依据天时、地利、人和,化解全球形形色色的冲突和危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最佳的天下应对之道,是人类新时代的新创造。”

  人类在近几百年走向工业化与现代化的过程中,西方列强多走的是一条“民族国”的“崛起—鼎盛—衰退”国强必霸的道路。实践证明,这不是一条人类发展进步的健康道路。中国是在努力争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但这种复兴或者崛起,绝不是想重复这种国强必霸的“民族国”道路,而是要以自己的文明自信,走一条文明复兴之路,要以和而不同的思想观念对待别的民族的文化和文明,要以和平的方式处理国与国的关系,尊重并维护彼此的安全与利益,不仅追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也追求与全世界人民的普惠共享,共同幸福的世界梦、人类梦,要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确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提出正是在一个合适的历史节点,提出的解决世界经济政治新秩序,确定人类发展方向的中国方案,体现出中华文明的高度智慧。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关于人类美好前景和发展方向的一种构想与期待,其目的是为了“携手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是一种应然的价值理想,它像灯塔一样指引着人类前进的方向。这是一种独特的文明类型的高度自信,也是它对世界和人类的可能贡献,“文明”和“文化”这两个近义词如果要对其含义加以细微区分的话,那么,“文化”一词多强调人类创造的文明成果的地域、时代、民族的特点,而“文明”一词多强调这种文明类型的发展程度或者文明水平。中华文化就其特殊性来说它的确是东亚这块地域上,具有五千多年发展而一直延续并由中华民族创造的,但由于它强调和平而不侵略,是承认多元互相尊重而不是只强调一元与压迫,又因为它以追求人类共同的福祉、世界大同为目标,因此,它必然是代表着人类发展进步方向的文明观念、文明方式、文明道路。由此,习近平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携手创造人类美好未来幸福生活必然是一条文明之路,这种文明自信和中国智慧,正因为它是文明的而非野蛮的,和平的而非战争的,合作共赢而非侵略掠夺的,和而不同、彼此尊重的而非单边主义、霸权主义的,所以必将受到全世界人民的青睐和肯定。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代表人类文明发展方向的,是中华文明的自信和它对世界与人类的智慧贡献,承载着中国对建设美好世界的崇高理想和不懈追求。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向全世界作出庄严承诺:“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不断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时隔一个多月后,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习近平再次呼吁世界各国人民应该秉持“天下一家”理念,张开怀抱,彼此理解,求同存异,共同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努力。

  三、实现的途径:文明的交流融合与中国实践

  这种建立在中华文明共同体基础上的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能否被国际社会广泛认同和实践呢?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提出虽然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肯定,但要被广泛认同与实践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西方国家长期坚信“西方中心论”,信奉丛林法则,弱肉强食,一直迷恋军事武力,坚信国强必霸。某些大国总是坚信“修昔底德陷阱”之说,即一个崛起的大国和一个守成的大国之间必然爆发战争,对中国文明的多元共存、和平主义和天下为公还缺乏深入的了解与信任,因此才会有“文明冲突论”“中国威胁论”的产生。也正是他们有这种偏见,他们在经济、政治与安全上会围堵中国、阻碍中华民族复兴的进程。当然也有不乏对中国文明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有高度理解和赞赏的西方友人。知名的美国作家、国际社会活动家、时政评论家、电影制作人和战地记者,安德烈·弗尔切克(Andre Vltchek)先生在一次接受访谈就“当今国际政治结构下的大国博弈”展开的对话中,对构建人类共同体思想表达了如下看法:“无与伦比!这是中国面向未来,向全世界回答了‘中国的立场和目标是什么’这一首要问题。很好地解答了世界对中国未来道路的疑问,让世界明白了未来中国的立场和目标,展示了中国的伟大主张。这很好,无与伦比!‘人类命运共同体’首先应该是一个反对霸权,各国各族人民相互尊重,友好相处的‘命运共同体’。不过,任何伟大理念的提出,只是第一步。还要中国和世界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还要有中国等国家强大的军事、经济实力和智慧,以及始终如一的坚定态度来保证才可能一步一步实现。要始终有决心、有能力,坚定维护中国人民、世界各族人民的利益,才能赢得世界各族人民心灵上的共鸣和热爱。‘人类命运共同体’伟大理念的提出,集中展现了中国是一个如此伟大的国家,中国在国际上所做的一切,除了给中国在世界上争取一个更好的地位之外,还是为了让全人类能更好地工作和生活,不仅包括中国人民,而且还包括关心世界各族人民的疾苦,友爱世界各族人民,和平共处,共同发展,共同繁荣”。

  其实,早在20世纪70年代,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坚信未来的人类只有走向一个“世界国家”,才能避免民族国家的狭隘,才能避免民族国家因为对于狭隘国家利益的追求而带来的人类社会的灭亡。而人类社会要过渡到一个“世界国家”,西方社会是无法完成这样的任务的。西方在罗马帝国分裂之后就再也没有形成一个天下主义的国家来统一西方世界,在和池田的对话里,汤因比给出了完整的答案:世界的未来在中国,人类的出路在于中国文明。为什么汤因比会有这样的看法?汤因比总结了八点原因,其中前三点是:第一,中国在漫长的21个世纪里,尽管也多次经历过混乱和解体,但是从大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国人完整地守护了一个超级文明,长时间生活在一个文明帝国的稳定秩序中,中国模式作为一种区域的世界主义模式可以为今天的人类提供宝贵的经验。第二,中国人在其漫长的历史中都保持着人类社会中可贵的天下主义的精神,恰恰中国文化是距离狭隘的民族主义最远的。第三,儒家的人文主义价值观使得中国文明符合了新时代人类社会整合的需求。中国人在漫长的历史中已经证明了依靠文化和文明的力量可以将亿万人民根据文化情感纽带的联系而组织在一个以天下主义和世界主义为文明基准的国家。

  汤因比的观点的确再次证明了中国从本质上是文化的概念,是一个文明的概念,而不是一个民族主义的概念。只有中华文明,才能真正给予世界永久的和平。汤因比对未来人类社会开出的药方不是武力和军事,不是民主和选举,不是西方的霸权,而是文化引领世界,这个文化就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汤因比最终的论点是,一个历史上一直是和平主义和世界主义为取向的天下文明也将在21世纪成为全人类的共同精神财富。

  如何让其他国家更好地理解和接受中国所主张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最重要的就是要讲好中国故事,向外国人讲明我们不是一种“中国中心论”而是一种“文明交融论”,要消除“中国威胁论”的影响,树立“天下一家”观。中国只要坚定地从思维上、感情上、具体国际关系上,在经济与文化交往中,坚持不断宣传自己的理念,假以时日,必将让更多的国家理解中国理念,认同中国方案,凝聚广泛力量,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梦想。因此,我们要不断地宣传自己的理念,这也正是习近平五年来已有六十多次在各种国际场合宣讲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深入思考事关人类命运的宏大课题,展示大国领袖的宽广胸襟、深邃目光和历史担当。

  在说的同时,中国也在做。中国大力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这已得到了百余个国家的响应支持;以和平的方式处理与邻国在南海等问题上的分歧,以合作的态度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习近平在2018新年贺词中坚定地说道:“中国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积极履行应尽的国际义务和责任,信守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承诺,积极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始终做世界和平面图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只要是代表人类前进方向的文明倡议和思想理念,最终会被全世界人民理解和接受。“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五年来,越来越多地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和理解。2017年2月10日,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第55届会议协商一致通过“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的社会层面”决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同年11月1日,第72届联大负责裁军和国际安全事务第一委员会通过了“防止外空军备竞赛进一步切实措施”和“不首先在外空放置武器”两份安全决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再次载入这两份联合国决议。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高度赞同中国所倡导的理念,他说:“中国已成为多边主义的重要支柱,而我们践行多边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第7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彼得·汤姆森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谈及中国所倡导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我而言,这是人类在这个星球上的唯一未来”。

  由此看来,这一思想理念提出后,已经逐渐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当然,要使“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由一种理念或者理想变成现实,还需要我们不断努力,用扎扎实实的行动来践行自己的承诺,并同世界各国携手并肩,共同创造人类美好未来。

     (文章来源: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传统美德的继承创新与实现中国梦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发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杂志;作者:肖群忠,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杨帆,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博士研究生、河北金融学院社科部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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